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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却是过于乐观的希冀。
全文总共两句，由事实而引发感想说明一个真理，简洁明畅，犀利有力。
四是对日伪的嘲讽，淋漓尽致。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过之》一篇，说的是日本访问荷印经济代表团团长芳泽，哀叹荷属东印对于东京“不表欢迎”，海军大将大角，甚至气愤地说：“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辈愈益惴惴不安。”文章接着说：
日本到处和人谈亲善，而到处被人嫌恶，这一件事实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伤心地承认。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明白：别人的“不表欢迎”与“惴惴不安”，不是因为受第三者的煽动，也不是因为误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为对于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如同年1月3日的《名人名言》，用德日法西斯头子自己的话来反击他们自己：
希特勒云：“此等穷兵黩武之国家，数十年来，造成世界之大乱，屡陷人民于战争惨祸中，必须加以毁灭。”
松冈云：“贪得无厌之国统制开拓，被压迫之国家，除武力反抗外，绝无生路。”
诚然是断章取义，却不失为“名人名言”。
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嘲讽。这类“小言”，作者往往总是在最后一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令人读来觉得豁然开朗，痛快淋漓，而且掩报静思，回味无穷。
五是措词运典，丰富贴切。作者善于在不同的事件和语言环境里，运用关键词语典故。如1941年2月16日《急惊风与慢郎中》一文，说日本急盼与苏联改善邦交，缔结边界协定，以便放手南进，但苏联却迟迟不谈判，可能还要等半年或一年。如果真是如此，则“我们深恐松冈（日外相）之流将喟然长叹曰：‘君其索吾于枯鱼之肆矣！’”。贴切的典故，使文章的主旨立刻凸显出来。再如1941年6月29日《工钱三万万元》一文，说汪精卫去东京向主子汇报，实则是要钱。而主子“既物色不到比他更忠心更听话的□（奴）才，也只好叫他继续干下去，于是一纸续订的卖身契约，便以皇皇然的二卫宣言的形式出现，而三万万日圆的巨额工钱，也欣欣然橐载而归。”这“欣欣然橐载而归”一句，把汪精卫向主子那里取得一大笔工钱后的那种受宠若惊的奴才相，刻画得微妙微肖。这类关键词语，如用别的文句表达，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其他一些词语如“告朔饩羊”（39/12/12）、“日薄崦嵫”（40/3/21）、“逐臭附膻”（41/2/26）、“降尊纡贵”（41/2/2）、“左辅右弼”（41/6/29）、“申申而詈”（41/7/18）等等，都可以说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运用个别文言词语或典故，能使表述净化，文字精练，形象凸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把富有哲理色彩的题材编织在引人入胜的文学载体里。如1941年4月26日电：“英军昨晚十时退出雅典，人民夹道欢呼，谓‘不久可与君等再会’”。作者根据这一电讯，用诗歌的形式热情歌颂了英勇的希腊人民不可侮的精神，歌颂他们即将为了保卫民主自由而流血斗争，决不臣服，直到“用热血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全诗16行，分四段：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灭的勇气。
爱自由的希腊永不会沉沦，
他们抵抗，他们失败，但决不臣服；
有一天，不远的一天，他们将用热血
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
“再会吧，英国的友人！
到处都是保卫民主的广大战场；
我们不用哀泣，我们用欢笑
送你们在星月里赶上前方。”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锁链；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歌颂希腊人民的决不屈服，实质上是在歌颂我们处身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敢于与日伪斗争到底直到胜利的英雄气概。作者把异国的题材，完美地编织在四四组合二四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这一文学载体里，令人读来既悲愤又感奋，既鼓舞了斗志，又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朱生豪撰写“小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特色。总起来说，从标题、取材、情绪舒展、措词运典、多种文学载体的熟练运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直到他那能够在任何复杂的语言环境里驾驭自如的洗练文笔，在在都足以证明他不仅有新文学的高超素养，而且还有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特殊题材方面，他善于运用新文学的外壳和古典文学的表述。如1940年12月7日的《失败三部曲》：
第一部：外交攻势
附骥尾结欢德意 捋虎须触怒美英
建川联苏难圆好梦 野村使美莫展良筹
第二部：政治攻势
诱和平难摇汉志 议调整承认家奴
华盛顿重贷新借款 莫斯科不变旧方针
第三部：军事攻势
盘踞经年师退镇南隘 死伤累万血溅大洪山
疾风吹落叶不知明日 枯鳖守敝瓮且看来年
这种套在新颖的“三部曲”框子里的楹联式工整对仗，读来象在看章回小说的引题，令人趣味盎然，但仔细辨识，却完全取材于现实时政。作者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数落日寇已至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与日伪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辩驳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讽刺的词语，往往使敌人看来哭笑不得，无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义永垂宇宙》一篇，是驳斥日方《新申报》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这篇“妙文”的论点，那又未免太抬举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视的口吻，一开始就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提起兴致来翻阅日方的《新申报》，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间妙文被埋没了。而应该属于此种被埋没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该报及其日文版《大陆新报》关于本报的记载，无疑地亦为其中之一。”在引出敌人的论点予以批驳之前，这无异是首先给对方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而对于这类“妙文”，作者还在文末说：“在艰苦抗建（战）期中的中国人民，固然绝无阅读此类报纸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如果需要一点消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欣赏戏台上白鼻子小花脸的心理，欣赏该《新申报》的种种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讽，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应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升级的压迫下，租界当局对报刊文字的干预也日益严厉。“抗战”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伪”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宝贝”来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当局明令通知：不准在报上出现“伪、魏、宝贝、傀儡”等字样，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伪”称为“僭方”、把“伪组织”称为“僭组织”。1940年8月起，租界当局还派员驻社检查。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越来越受到局限和束缚，但是运笔自如的朱生豪，却完全摆脱了这种干扰，把“小言”越写越活，越写越多越脍炙人口，写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和嫉恶如仇的精神风貌。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