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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圣之时者”矣！
（1939年10月28日）
国际政治舞台上第一位偷天换日的魔术好手希特勒，他的出尔反尔的行径，早已把全世界人搅得眼花缭乱。从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起，一直到现在的积极反英，这一幕惊人的把戏，更把国社党圣经《我的奋斗》（注1）上的金科玉律根本撕毁了。我们回忆国社党的勃兴，可以说是经英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们的东进政策上，始终认定鲍尔希维克（注2）为最大最凶恶的敌人，而屡屡以反共急先锋自命，英国亦唯其对之深信不疑，故有近数年来因绥靖政策而肇成的几许错误。在局面已经完全改观的今天，敌人不再是敌人，友人不再是友人，《我的奋斗》势非完全改写不可了。记得早两星期曾有德国停止该书发行的消息，在修正版的《我的奋斗》里，此君究将如何自圆其说，倒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不算，希特勒也真可谓“圣之时者”矣。
注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为标榜自己所写的书。
注2：“鲍尔希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日本的迫切要求
（1939年10月30日）
日本方面宣传，中国政府不能继续抗战，希望美国政府出场调解中日战局；但在明眼人看来，那只表明日本政府，不能继续对华作战，所以希望有一第三国的政府，出来调解，从速结束“中日事件”。日本政府在过去多次声明中，从不允许第三国的政府，干预“中日事件”，如今在其故意造作的谣诼中，却提出第三国斡旋一点，这可算是日本求和姿态上的一个媚眼，也可表明目前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然而第三国的政府，不肯受其利用，从中斡旋，又怎样好呢？于是又来一个谣言，宣称苏联进兵新疆，并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其言外之意，一似第三国政府，这时候若不去从速斡旋中日和平，苏联就要赤化全中国了。这样的宣传，又只表明了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日本的这种表示，乃是给予努力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大好消息，瞧着吧，再隔若干时候，日本真正对付不了，那么除了恳求第三国的斡旋外，也许不得不接受中国所再三声明的“除非日军全部撤退，中国决不言和”的先决条件了。
美日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年11月2日）
日本真是太苦闷了，对于中国政府所取的“和平攻势”，既然一无成效，而在对美的外交上，尤其显出他手忙脚乱的一副情急的可怜相。一会儿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宣传野村格鲁的谈话即将举行，一会儿外务省又来了一个彻底的否认。倘不是日本报纸在白日见鬼，那么一定他们的外交当局有些神经错乱得语无伦次了。
当然他们的苦处我们是不难加以谅解的。宣告废止的日美商约，三个月后便要正式失效了。我们知道日本由外输入的军需原料，最大多数是取给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们的侵华迷梦势将无法做下去，也难怪他们要寝食难安地企图使该约复活了。
然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毅然的举措，其原因为日本侵犯了她的在华权益，破坏了她的“门户开放”及“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政策。废约的动机既然在此，那么现在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有没有改善得可以使美国重行考虑再订新约呢？倘若没有，那就根本谈不到美日关系的好转，所有日本的种种哀告恳求或甚至无聊的恫吓，亦终归于徒然而已。
日本与“中国新政权”
（1939年11月3日）
《朝日新闻》载日本对于汪精卫行将组织的“中国新政权”，其政策有十要点（见今日本报路透社电），我们不难从这十要点里看出这所谓“新政权”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固然表面上的好听话不会缺少，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然而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也许说话的人自己听了会因自己的宽宏慷慨而感动得流泪，可是要拿来欺骗别人，那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易于受骗的人。第一我们看这所谓“新政权”是在日本“无限制的援助”及“期望”下产生的，那么它除了仰承鼻息之外，要说是能独立自主，岂非强其所难？一面希望“新政府”进行其独立政策，一面又说是在“需要”时“不吝予以任何之援助”；一面因避免发生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而不遣派政治顾问，但“新政府”如“愿意”时，仍准备派遣财政顾问。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所谓“愿意”，又是谁的愿意？
汪精卫之为华人所共弃，已是一件铁铸的事实。在日人卵翼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也已经为举世所共喻。如果以为掮出一个汪精卫来便可以收拾这场无法收拾的“中国事件”，那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马相伯先生的精神
（1939年11月7日）
马相伯先生之死，全国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一致震悼，国家少了一位元良，后生失了一位楷模，在此时此日，尤其使我们感到斯人的溘逝，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所要纪念他的，并不因为他是一位百龄人瑞。一个人倘使偷生苟活，无所贡献于社会国家，那么他的长寿无宁是一种浪费，根本不值得我们的重视。然而我们纵观马先生的一生中，如一手创设复旦震旦两大学，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等，孜孜兀兀，无时不以造福社会为前提，作育人才为职志。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以视利令智昏，变节事仇之流，其贤不肖真不可同日而语。马先生现在死了，然而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他在未死之前，时时以国事为念，我们所可以告慰马先生在天之灵的，也惟有益自惕厉，努力当前的责任，以求最后胜利的早日实现而已。
日本西园寺将晤阿部
（1939年11月15日）
日本盲目发动侵华战事，中国固然蒙受无可计数的损失，但他自己也食到了恶果。既没有大澈大悟立放屠刀的勇气，倘再继续前进，非但力有所不能，而且泥足愈陷愈深，势必至于全部崩溃而后已。眼看着欧战这一个绝好的浑水摸鱼机会，苦于受到中国的牵制，简直动弹不得，其心中的焦灼，不言可喻。
我们看看他所谓“结束中国事件”的方策是怎样的？一面提出一个无聊政客汪某来组织所谓“独立自主”的不三不四的“中央政府”，一面哀求与恫吓双管齐下地希望与第三国成立妥协；然而前者既不足以代表中国，后者在日本未放弃其独霸东亚的野心以前，也决无成功希望。要知中国是抗战的主动者，要结束战事而撇开了合法的中国政府，却去假手于傀儡，求转圜于第三国，其根本观点也陷于重大的谬误。即使傀儡政府成立了，第三国也和日本妥协了，而中国抗战如故，则日本终难自脱于泥淖，“结束”云何哉？
据说日本元老西园寺公，因忧虑日本现时的形势，将与阿部会谈国事。西园寺老成谋国，其识见自当高出于浅薄浮躁的柄政诸臣及叫嚣跋扈的少壮军人之上，我们希望他能看到根本症结所在而谋真正的解决之道。所谓真正解决之道者，无他，尽撤在华军队，归还所有属于中国的领土。能如是，则中国亦必将释嫌修好，共谋东亚真正的永久和平。
毒质极重的烟幕
（1939年11月25日）
汪精卫机关报《中华日报》二十三日社论，从表面看去，好象汪精卫对于自己的迷梦，渐知醒悟，渐次从日本顺民的地位，转变过来，而敢和主子说几句良心话了。实则，汪精卫的一切，包括汪精卫的生命和灵魂在内，都在日本军部掌握之中，日本军部不授意，汪精卫决不敢大胆。昨日日本陆军发言人声称，认为该论的“其他各点，日本方面之意见，与汪精卫相近”。更显明汪报的言论，实为奉命而行，其目的无非欲使汪精卫，因此一段漂亮话，略得一点民心，乃是毒素极重的一个大烟幕。汪精卫倘真正替中国人民和中国主权着想的话，就该立即悔悟，放弃其主和谬论，回到中国全民族一致的抗战到底的立场上去。大丈夫知过能改，未始不“回头是岸”；不此之悟，反用其阴险手段，作进一步的蒙蔽，汪精卫能蒙蔽自己的天良，其如不能蒙蔽全中国人民的耳目何！
如此“新秩序”
（1939年11月27日）
据南京金陵大学副校长贝芝博士报告，南京及其附近一带在日人的毒化政策下，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物的人数，占市民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毒发身死的人，在南京一地每日就有二三十人之多，可谓惊心怵目。根据调查统计所得，南京有公开售毒所三十处，每日售出鸦片六万六千元（实际销耗量还不止此数），纳税烟馆共一百七十五所。伪当局挂着“禁烟”的牌子，每月由鸦片方面获得的进益，达三百万元。海洛因虽为伪当局所禁售，但仍在日本浪人的包庇下大批销售，受毒者不下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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