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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招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文，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语。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文单字，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5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玉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有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令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她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好好坐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哪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请我起舞。我当然不从。我说我不会跳。她说不会她教我，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清楚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我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喊她。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
“不过，”书记又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
“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06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又想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若再见面，谁知道她会不会也还我以难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儿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我夹着三个候选人的档案回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下午，我给三位候选人出了两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答卷来了，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了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