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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里的孩子约有十多个，大的15岁，小的6岁。有的是他找来的，有的是别人送来的。其中有一个是他听说他的父母都进了监狱，正被一个年老多病的70多岁的奶奶养着时，他找了两天才找到的。找到时，那个孩子正睡在一个草窝里，身上被小伙伴砍了好几刀。孩子告诉他，已有两天没有吃饭了。他给那位老人留下200元钱后，就带着孩子到了这里……后来他的企业不景气倒闭了，孩子吃饭都成了问题。这个曾经拥有上百万元资产的企业家，竟瞒着家人到工地上背水泥、到血站卖血用来养家……一名服刑的犯人，进监狱后，妻子扔下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就走了。俩女儿在家无人照管，意味着什么？那个犯人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几天后，当那个老板领着他的两个女儿探监时告诉他，他的两个女儿在阳光儿童村生活得很好，还上了学。那个企业家说：“你在里边好好改造吧。等你出来时，我一定把两个更加懂事的女儿完好无损地还给你。”一听这话，那个犯人连同他的两个女儿感动地齐刷刷地跪在了这个恩人的脚下……
乔：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政治生涯时说：“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你怎么看？
李：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
乔：可你为什么却做不到呢？
李：我主要是官迷心窍。权力这个东西太迷人了。不是有人讲，人对权力有永久的、不停歇的渴望，一直到死吗？
乔：权力呈现出许多外在形式：责任、奉献、力量、畏惧、庄严、神圣、密室的耳语、钱财、荣耀、更大的自由……你迷的主要是哪一点？
李：怎么讲呢？算是荣耀、更大的自由吧。
乔：按理说，权力越大，担子越重，越心惊胆颤，越不自由。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说过的，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追求荣耀、自由的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你怎么认为？
李：过去，没这样想过。
乔：你追求荣耀、更大的自由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现在看也许与我的病态人格有关。
乔：什么病态人格？
李：自卑感。由于长期目睹“荣华富贵＂于咫尺，而自己却身处卑位于“花团锦簇＂之中，心里便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乔：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艾？费罗姆称这种畸变心理为弥补型心理。换句话说，这种弥补型心理是导致你贪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
李：我觉得是。（李真边说边点头。）
乔：追求权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和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它。
李：这话说起来容易。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就像以前给你念的那首江南小令。唉，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
乔：为什么这样说？
李：因为要维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尊严与利益。我刚离开秘书岗位坐上局长的宝座后，突然感觉，一切人、事开始围着自己转。时间稍长，单位就以自己为中心了。恭维顺从者越来越多，批评监督者越来越少。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在这种状态下，哪顾得上什么信念？只有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才会想起“信念”这个词。乔记者，你没有当过官，所以你就没那种感觉。
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乔：这话怎么讲？
李：我为了从庆五手中接过“河北第一秘”的职位，与庆五、铁梦倒腾500万美元外汇时，中途曾想停下来过。如果当时止住了，也可以说，当时坚守住了信念那道底线的话，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进这里来（指看守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常常翻江倒海。
乔：你什么时候想停下来过？
李：我记得那是个麦收时节，我到一个县级市去办事。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车后，我看到大片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没有割，很是显眼。于是，我向地里张望，看见地里有个老人，我感到纳闷，就走了过去。老人坐在地上割麦子，割一点，屁股向前挪一点。我问：“你怎么不用收割机呀？”老人说：“收割机太贵了，割一亩地要15元钱。”我说：“那也没多少钱呀。”老人说：“我这一亩地能收多少钱？”我问道：“你怎么不站起来？这样太慢了。”老人回答说：“腿疼。年轻时打仗留下的病根。”
老人告诉我，他年轻时是八路军。有一年冬天攻打定县，城外有条护城河，攻打非常困难。要人工架桥，他是班长，又是党员，第一个跳进水里。冰冷的水一下子好像钻到了骨头里，这腿就留下了病根……现在老了，病更重了，腿疼得都不能打弯，只得坐着割麦子。
李：老人说，他还有个傻儿子，吃得多，国家现在一个月给150元补助，可是他只能用一半，所以得省着花。我问他为什么只能用一半。他说，那一半给了一个没有孩子侍候的老人。在我再三追问下，老人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一次打仗中，我的一个老战友负伤后，躲在了一个农民家养伤。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下孩子后中风死去。家中只有这个农民和一个不到一周的孩子。两天后恰逢日本兵进村搜查。那个农民先是把他背进地道，随后又去抱孩子。不知孩子是饿的，还是怎么的，哭闹不停。那个农民就把孩子的嘴捂住了。等日本兵走后，他才发现孩子已没气了。我的老战友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又受重伤，牺牲前叮嘱我，希望将来胜利了，能去看看那个农民。由于没有人作证，胜利后，国家也就没有给那个农民奖励，他也没有得到过补助。他至今仍孤身一人。我现在每月有150元补助，他却没有，你说我能一个人花吗？从国家给我补助那天起，我总是分一半给他……现在我们都老了，我的儿子虽然傻，可毕竟还有儿子。可他为了救八路军的命，连儿子都搭上了……”
听完这位拿着脑袋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前辈讲的故事，我呆了，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转身回到车里，从包中拿出1000元钱。当我把钱递给老人时，老人却不肯收。他说：“我不能平白无故收别人的钱。”我流着泪劝老人：“老伯……拿这笔钱，找个收割机，再给那个老人一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钱。我看到，他接钱时，老泪顺着他皱纹里裹满了土的脸向下流。他一边哭，一边说：“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
乔：（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李真继续讲下去。）
李：“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这是什么样的赞语？我配吗？我还有党性吗？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在战争年代，像这个老八路把脑袋别在腰上，第一个跳进水中；在和平年代，就是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只要能动一点，就要关心别人，为国家分忧。这个老人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如此贫困地活着，而且无怨无悔。而自己呢？迷恋权力，一心向上爬，不是为了做更大的贡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老人的话像石子打在我的脸上，脸疼；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心颤……我一直反问自己：党员，你配这个称号吗？你还有党性吗？……500万美元……用2000万元人民币换取一个职位……你无疑是在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这还不算，你还要对他们敲骨吸髓，不要说党性，你还有人性吗？
乔：因此对贪权开始反思？
李：对。你想一想，当时老人跳进河里去时，可能就没想到还能活着上来，更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他跳下去不是为了升迁，就是因为自己是班长，是共产党员，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
可自己呢？总是想升迁……升迁可以，你为党做了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能力？……你升上来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别人骂我的＂头尖些，手长些，心黑些＂？上来你能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过去上中学时学过一篇文章，忘记叫什么了，说的是有一个人卖的水果，外表好看，但败絮其中，比喻那些外强中干的人……那段比较刺耳的话是什么？我记不得了。
乔：你说的是刘基的《卖柑者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些高高地戴着官帽、腰上拖着长带子的人，看那气度不凡的样子，很像是有能力辅佐国家的重臣，可当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业绩吗？……看他们坐在大堂上的傲慢的样子，骑着高头大马时得意忘形的样子，美酒喝得醉醺醺的，油腻美味吃得饱饱的，哪一个不是看起来高不可攀，使人敬畏？又哪个不是些外表像金玉、里面像破旧棉絮的人呢？”
李：对。按理讲，自己职位越高，应变得更有理智、更讲道德，但恰恰相反……职位升高后，除了能更清楚看到、更大胆利用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还能做什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