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余三共：怎么参与二二八的台湾人会又牵涉上我们共产党，又匪谍起来了？
龙 头：这门学问，你就不太懂了。这又是一种“国特的逻辑”，你非国民党员就是党外，在台湾做党外就会勾结海外党外，海外党外就是台独台湾独立式党外，就是叛徒，叛徒就会与共匪勾结，所以在台湾的，一闹事，就是共匪、就是匪谍。这种“国特的逻辑”，在所谓法律上也可以给逻辑出来。根据《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本条例称叛徒者，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换句话说，只有用《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判的人，才是“叛徒”；用其他条判的人，都不算叛徒。所以我的案子同案八个人中，只有我是“叛徒”，他们都不是了，他们都只是“受叛徒之指使”的罪犯而已。我是台独案被人咬进来的，最后却变成了主角指使别人，这倒真是令人会心的变成哟！所以，二二八涉案的台湾人，都以叛徒论，而叛徒又以匪谍论，一点都不违反国特的逻辑。懂了吧？
余三共：懂了。所以那位杨老师十二年前收容的学生是匪谍。
龙 头：是匪谍。这下子杨老师抱着《六法全书》吓坏了，于是只好自首。他自首的理由是：“反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而陈柏渊已不知逃往何处，只要我向治安机关承认藏匿过陈柏渊，我就是清白的。至于陈柏渊参加二二八的那件事，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他们也应该不会再追究才对，即使要追究，陈柏渊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逮到吧！”于是他就自首了。结果自首换来的答复却是：“光你自首没有用，你一定要把陈柏渊找出来向治安机关投案，否则你也有罪。”杨老师答道：“已分别十几年，到底他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叫我从何处找起？何况台湾这么大……”话未答完就被特务打断：“即使分离三十年你也要去找，如果人死了，就拿他的死亡证明书来销案，至于要如何找那是你自己的事。从明天开始，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去找出陈柏渊，这期间你天天要向我们报告找寻的经过，如果一个月以后还找不到陈柏渊，我们就把你移送军法治罪。”于是杨老师就硬着头皮去找，最后找到他学生的妈妈，再由妈妈找到学生陈柏渊自首。特务又说陈柏渊“自首不实”，敲敲打打，刑求之下，陈柏渊乱咬一通，最后特务嫌咬出的人太少，陈柏渊问：“只有一面之缘的也要吗？”特务说：“当然要，你现在不说，将来我们也会知道，现在坦白了就表示你有诚意，一切都交代清楚了，你就可以马上回去，以后也不必躲躲藏藏……”陈柏渊记得他看过一次病，医生叫洪文庆，这下子洪医生又遭了殃。洪医生在被刑求下只好乱编口供，说他曾在十二年前批评国民党政府，并说中共要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特务说不对，将洪医生所写的撕掉。洪医生又重写曾参加台湾独立党，特务说更不对，因为只有海外才有台湾独立党，岛内没有台湾独立党，于是又一次把自白书撕掉。这不对，那不对，洪医生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写才正确，更不知道应该承认参加什么组织才能满足特务的要求。最后，洪医生以恳求的语气拜托特务坦白说出他们的要求。特务就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洪医师一想：对了，我是台湾人，为什么没想到“台湾共产党”？他立刻改写他曾参加台湾共产党，但特务又摇头。就如此这般的经历三小时的猜谜，经由特务的宽大开恩一再提示，最后他在自白书上写了曾参加“民主自治同盟”，这才让特务满了意。可见余三共你们“成大共产党”算不了什么，早在好多年前，就有“台湾共产党”了。
余三共：唉，我们“余生也晚”。后来呢？
龙 头：后来洪医生又被锁定，问东问西，要缴出同志，最后愈咬愈多，咬到第十四个人，特务觉得够了才喊停。判决下来，自无期徒刑以下，各种刑期，一应俱全，一个人自首，十四个人遭殃，没有一个匪谍是真的。喜欢自首吗？把脖子送给刽子手了。
老 黄：听龙头讲的，吓得我浑身发毛，可见坏人做不得，做了坏人，想做好人都来不及了。
余三共：什么好人坏人的，你想得太简单了。
老 黄：坏人不就是共匪吗？好人不就不是共匪吗？
余三共：你又匪不匪的乱说了，不是共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共产党比起漫无心肝、甘心被国民党统治的才更是好人。
老 黄：那到处都是检举匪谍的标语，我还记得是检举匪谍，请拨电话：
九一七七七七、九一八八八八。
或以真实姓名，具函邮寄：
台北邮政第三四○号信箱。
还说检举匪谍不但可以为国家清除内奸，还可以得到新台币三百万元的巨额奖金呢！那不等于是检举好人吗？
余三共：也可以这么说。
龙 头：自首是自己的事，是检举自己。检举匪谍就不一样了，是检举别人，检举自己搞不好要坐牢，检举别人也搞不好要坐牢。
老 黄：有这种怪事？
龙 头：怎么没有？有人为了奖金诬告别人是匪谍，有时候也踢到铁板，结果奖金没领到，反倒因为反坐，自己给关进去了。有一个人，我忘了他名字，他忽然异想天开，告起蒋经国来了，他告蒋经国是匪谍，因为蒋经国明明留学苏联时，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又明明没有办自首手续，所以按照大法官第六十八号解释，做共产党状态还在继续中，是典型的匪谍。结果可想而知，他老兄给抓进来了，匪谍蒋经国逍遥法外，后来他在牢里感叹说：“我没告蒋经国呀，我告了我自己。”
余三共：这件事说明了：知匪不报固然罪该万死，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
龙 头：你说对了，其实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的例子，种类是很多的。大体说来，也算同类。就是检举匪谍以外，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对这些传单与标语，国民党鼓励检举，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去报告。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毛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表眼肿收场。我举一些实例，给你们见识见识。一个铁路工人，叫卢水旺，是国民党，忠党爱国极了，但他的党国却不鸟他。一次他坐火车从高雄北上，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到厕所小便，门一打开，砰就关上了，大喊：“车上有匪谍！任何人不准再上厕所，路警在那？快找路警来！”路警赶到时，看到厕所墙上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打倒国民党”。这时火车已开到台北站，乘客们纷纷下车，路警本想拦下他们一一侦讯，但车上人太多，拦也拦不住，只好算了。有几名便衣闻讯赶来，亮出派司，询问路警出了什么情况，路警低声附耳，据实以告。特务们也建议拦住旅客逐一核对笔迹，但列车长认为行不通。因为台北车站每天进出的班次甚多，车站里南来的北往的，接客的送客的成千上万，除非将站内的人拦住不准出去，站外的人拦住不准进来，另外还得不让要进站的列车开进，不许待开出的列车开出，否则无法一一核对笔迹。而要如此做，牵涉甚广，除了台北站整个瘫痪外，更会引起全省交通大混乱，滋事体大，谁也负不了责任。何况这段时间，已有不少旅客出了车站，说不定写字的匪谍早已溜了。特务们想了一下，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把卢水旺带到铁路警察局仔细盘问。卢水旺不厌其烦口沬横飞的描述发现反动标语的经过，以及当时马上报案以争取时效的反应。但特务们反追问他的生活背景、工作现况暨交游情形等等。从中午折腾到深夜，问得他身心俱疲，声称自己是报案人，能交代的全交代清楚了，要回家休息了。但是特务们说：“卢先生，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不能离开。”卢水旺抗议说：“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是报案人，不是嫌疑犯，你们凭什么扣押我？”特务们说：“卢先生，我们不是扣押你，只想了解事实真相。在事实真相没澄清前，你就委屈委屈吧。”结果这一委屈，就是半个月，最后破了案，硬说写标语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卢水旺。在解送军法处前，卢水旺整天痛哭流涕。看守骂他说：“哭有个屁用！你是自作自受，自找苦恼。就算字不是你写的，火车上那么多人，别人不报案，你报个什么案？你呀，这叫多事有事，好心变成驴肝肺。”最后，他被判了五年，忠党爱国，爱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看这样，只有不认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可以豁免了？
龙 头：也未必。有个农夫，叫钟金木，六十出头，不认识字。一天在田里看到一叠红色的纸张，他捡回去，跟两个孩子一起把红纸摺成飞机，在马路上互相飞着，看谁摺得快、摺得多。摺呀摺的，一架飞机飞到警察头上了，警察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简体字，马上奔回警察局，不一会儿，大群治安人员包围了这所农宅，大事搜索，并抓走了钟金木。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最后一段说：“姑念被告钟金木没受过教育，又不识字，不知传单内容，故予最轻惩处。”所谓最轻惩处，是判了七年，理由是“为匪宣传”。农夫钟金木一辈子不知道匪字怎么认怎么写，结果飞来横匪，还是匪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这种传单应该都是我们共产党空投过来的。
龙 头：哈哈，空投过来害中国农民的。
老 黄：看来还是手写的省事，如真的抓到手写的人，也不冤枉好人。
龙 头：不冤枉吗？我再来一段给你们听。当年发生了有名的“孙案”，就是整肃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