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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回答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我沾光，有机会应该让人家去。我的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费孝通1985年在北京大学建议成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个研究所工作。1992年，费孝通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任务交给这个研究所，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学者先后来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及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97年，费孝通把这两份报告作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的附录出版了，该书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初叶和末叶在同一地区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
就这样，从1963年到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整整在东北工作了13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叫做张勤；老二是个男孩儿，叫做张 。老大放在北京的姥姥家里，老二放在上海的奶奶家里。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对外孙女格外疼爱，经常教育张勤要勤奋学习。盂吟思女心切，带着外孙女张勤到公主岭看望女儿和女婿。她是个勤快人，到了哪儿也闲不住，帮助女儿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才回到了北京。他们惊讶地发现，妈妈的存折上只有200元钱。原来，妈妈把钱不是接济了亲戚，就是帮助了周围的人。宗惠曾经问过母亲：“妈，您怎么一点都不替自己考虑，您把钱都给别人，万一自己有个灾怎么办？”
母亲却笑呵呵地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要乐善好施，不能总想着自己！”
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交给了费孝通。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70岁的老人本应颐养天年好好在家享清福，可费孝通却有一种紧迫感。他想：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自己还有10年的好时光。这10年的光阴就好比10块钱，没有随便浪费的资本了。青年人可以随便挥霍光阴，可自己这仅有的10块钱不能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心爱的东西就是为中国、农民能够富起来做一点事情。
1981年，71岁高龄的费孝通踏上了三访开弦弓村的征程。走在乡间松软的泥土上，他的心觉得格外舒畅。他像串亲戚那样走进农民家里，一边喝着农家熏豆茶，一边和农民拉家常。他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吴江和江苏省做社会调查。吴江县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学术生命的起点。他欣喜地看到乡村里的社队工业正在兴起，而这种社队工业不正是自己40多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吗？他幽默地把这种农民办的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江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概念。接着；他又以社会学家睿智的头脑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这个草根工业就是今天乡镇企业的雏形。
费孝通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干事情非常投入，只要认准的事情，10头水牛也拉不回；他干事情特别专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在盛泽镇调查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以丝绸产销为特色的小镇已经有2．2万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回升。1981年达到2．6万人。他认为2．2万人是一个基数，如果按照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盛泽镇30年后也应该有4万多人。所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研究小城镇发展的突破口，即小城镇如何聚集人口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中国地少人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一支排山倒海的生力军，如果都让他们涌人城市，势必会增加城市的负担。如果让他们闲置在农村，这股人力资源就会浪费，势必会养一大批闲人，甚至滋生二流子。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何把这股水流用好，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
就是在这次调研中，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观点。解决了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等理论问题。他把小城镇看成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可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他才思泉涌一鼓作气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再开拓》等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文章。仿佛是一块石子投进了河里，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费孝通的文章文笔犀利，内涵深刻，论点明晰，论据充分，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读到这些文章后做出了批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费孝通从研究中国东部的发展，开始转到了西部，他非常关注西部，觉得在全国的发展中，西部落后了。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必须迎头赶上。自己要为西部出一把力，帮一帮它。他经常到西部考察，仅一个甘肃省，他就去了10次。他最关心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到了甘肃他不是先去白兰瓜飘香的兰州，也不是先选金张掖、银武威等富庶之地，他挑选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农民生活最苦的定西县，西部的贫困深深地灼痛了他的心。
西汉时期，统治者打通了从长安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丝绸文化从中国传向西域、吐蕃、东南亚、波斯和罗马等国，同时也将印度的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引进。公元九世纪以前，牛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的西部，西北经济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台柱子。唐朝灭亡后，战乱、动荡、分裂撕咬着西部健康的肌体，使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考察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费孝通晓得这里有多少家底了。他觉得甘肃的发展不能只限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很多丰富的人文资源未被发现出来。这些宝贵的资源需要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
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人，穿越了祁连山的民族走廊，访问了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发现这个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接触与过渡地带。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在历史上正是明代以茶马贸易中心闻名遐迩的河州故地。他突发奇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恢复本来的面目，作为现代农牧贸易的基地。他当即约见了甘肃、青海两省的领导会商，取得了共识，最后由中央批准在临夏和海东建立了一个经济协作区。
他觉得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同惠圆梦，他和同惠的梦就是要实现中国西部的现代化。同惠过去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是在关注西部，他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够自己写出这样的书来。
费孝通的身上有着一种深刻的乡村情结，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熟悉乡村，热爱乡村，他就像了解自己的手心手背那样了解中国的乡村。尽管喝了那么多年的详墨水，他对中国的乡村还是一往情深，与中国的农民还是水乳交融。他和姐姐费达生一道来到开弦弓村，走在乡间小路上，他觉得泥土的味道是那样芬芳。他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和农民用家乡话聊天。看到当年自己在村里养伤时的缫丝女工现在还健在，他高兴得满脸放光。他对农民们说：“咱们农村地少人多，光靠种田不行，要搞农业机械化，要发展乡镇企业。”
有的后生对他说，他们家赚了多少多少钱。
他打量着后生家的房子笑着说：“不对，你要是真赚了这么多钱房子不应该盖成这样。”
农民们笑得前仰后合，后生说：“费爷爷，您怎么这么了解农村？”
他说：“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只要看看你们的房子和家具就晓得你们的收入。”
1983年11月2日，费孝通迎来了自己73岁寿辰。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也得去。”孟吟和宗惠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希望他好好在家享清福，可他却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他的心里时刻装着中国农村老百姓这盘棋。
1984年，白发苍苍的费孝通像一只开弦之箭从开弦弓村射出，他走出了熟悉的江苏省；分两路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他先是往南走，从江苏到了浙江，从浙江到了福建，从福建到了广东，又从广东到了广西，把沿海地区摸得了如指掌；接着又从北京杀到黑龙江，从黑龙江杀到内蒙古，从内蒙古杀到甘肃，从甘肃杀到宁夏，从宁夏杀到青海，从青海杀到四川，又从四川杀到云南，对边疆和西部地区做了认真的考察。10多年来，除了台湾和西藏，他几乎走遍了全国。他的目光紧紧追踪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和城市的变化。
东部和西部，沿海和戈壁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撕扯着他的心。东部和西部的差距还包括汉族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