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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室里，她咳出痰来，从肺里咳出了一团热乎乎、粘乎乎的一块硬币大的痰。护士说这是支气管感染，她眉头不展。护士一边给她阿斯匹林，一边担心地说，所有你能够做的就是等它好起来，这病不致命。
瘦骨嶙峋的她钻进两幢房屋的缝隙里，又穿了过去，灵活得像一条蛇，没有人会相信长腿·萨多夫斯基会悄悄地从这么狭窄的地方溜了出去。然后她就在黑暗中的空地里奔跑起来。这时夏日里的毛毛细雨落在A舍后面的这一带。长腿弯曲着身子，她总觉得她的背后有人盯着她，于是她感觉头皮发紧，觉得有炮火正对她扫射，就如同一部监狱电影里所放的镜头那样。然而现在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人警告她，墙上也没有警报响起——墙上！——她毫不犹豫，抓住那粗糙的未经粉刷的普通的煤渣墙，忽地跳了上去，飞跃上去，抓住了，双手抓牢了。她咬紧她的下嘴唇，咬得血都快出来，她想着当她这次爬进马迪的房间，马迪·沃茨该是多么震惊，她想着“”狐火“燃烧，燃烧吧，”狐火“决不倒退！”想着想着，她笑了。直到最后她被抓住，看守们大声斥责她，一半是拖着她，她就蠕动着，一半是打斗。其中一个看守冷冷地说，你他妈的真幸运，我们在这里抓到了你，如果你越过了这座墙，你还得多坐六个月的牢。
马迪，我不能寄这封信给你了，因为他们审查了这封信，可是我好想念你，想念我所有的“狐火”姐妹们，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去死，你知道这点，不是吗？谢谢你的来信，请原谅我，我没有给你回信，只有那屁眼大的一些小事。因为他们看了我们写的信，我不能忍受，如果我“态度不好”，他们会给我记分，我已经得到很多记过了。天哪，我要在这儿待到十八岁。（这是一个玩笑——不必担心。）
这种疯狂，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了，它使我害怕，因为有一个女孩已经被从这儿送到米勒娜监狱去了，她是真的发疯了，试图吞东西自杀，吞的是那种你用来清洁厕所的东西。我害怕他们也把我送到那儿去，就像我说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了，但又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就像气球飘浮着，然后突然撞击到天花板，你知道的，它被空气吹胀，不可预测，什么时候就爆了。于是，过了好长时间，我醒了，很生气，我不能说话，我磨牙，我一身臭汗，我脑袋里有一个声音，那样的平静，几乎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响了起来，它在说，好了，你还活着。于是我就想，天哪，是的——我仍活着。
用厕所的活塞堵住厕所，所有的东西就堵住了，你不会认为还有污秽，有一天，我又醒来了，感觉我的心在跳，肌肉在运动，等等。我还活着，这才是主要的东西。
塞里奥特神父说，这是奇迹，不是耶酥基督在他的身体里升起。活着就是奇迹。
你会想，天哪，有那么多人死了，它使得你一点一点去思想。这个地球充满了多少死人，他们一个个消失在这个地球上。记得我们在博物馆看见的那个东西“生命之树”，那么多的动物种类都灭绝了，真的令人惊慌，因为你猜想它的目的是什么，可事实上这跟时间的开始没有关系，无论它倒回去多远，唯一的活着的生命就是此刻活着的生命。
他们对我做的最恶心、最侮辱我人格的一件事是他们把我看作“淫乱者”，让我低头认罪，只是因为我父亲乱交女朋友，因此，他们违背我的意愿做了一些测试。他们不得不将我捆绑起来，检查被称作骨盆的部位。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给你一个骨盆。他们抽了我的血，可是没有发现我有任何性病或其他疾病（他们认为我也许怀孕了），但他们的确查出我有点贫血，也许是由于没有吃什么好的，我的血中因此缺少一些东西。于是，他们给我开了含铁片。因此，事实是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壮了，我能感觉得到这一点。
醒来了，像我说的那样，狂热来了，它就像太阳升起之际河面上的大雾被拨开一样，我吃惊地发现我自己在那里做事，我在做什么。比如有一次，在探监室里，凯瑟琳？康纳，我父亲的前女友，来看我，她对我很好，给我带来一些内衣、短袜以及旁氏冷霜，因为我的两手冻得很糟糕。我开始哭了，这不太像我，她想拥抱我，除非你不让她接近你；我试图告诉她，不，我感觉很好，我哭了，是因为我高兴，可我没法给她解释。当我们在厨房干活，或在院子里劳动时，我们渐渐说笑，尤其是当那个模范犯人不是一个母狗时，我们甚至还哼歌呢。所以，人情绪很好的时候，也就不质问狂热这东西了。
狂热并不总是存在，或要死去。当然，他妈的，我决不会自杀的。昨天在康乐室里我感觉有点紧张，坐不安宁，我望见我周围的人都是陌生人，我就想，嗨，你不可能知道她们也是你的姐妹呀。她们中有些人悲伤，忍气吞声，瞧不起自己，像是心都碎了，由于这里的伙食，她们的皮肤糟糕，头发容易弯曲。有一个叫特丽斯的，是一个逃犯，他们称“逃犯”为流放者，她从她的养父母家逃了出来，因为她的养父骚扰她，她说；实际上她是想去她自己的家，结果她被抓到了，而且不是第一次，所以，她在这里已经八个月了。他们以“不可救药”的名义让她认罪，就像我一样，记录在案。还有一个叫万寿菊的，她很害羞，说话轻声细语，她将烈酒倒进她妈妈的男朋友的耳朵里，这个家伙经常殴打她和她妈妈。她说，她很遗憾那家伙没有死，但也伤得不轻。有一个叫尼可的，长得有点像马迪你，一个聪明的女孩，戴一副眼镜。她入店行窃，然后逃跑；有时候，她一看见有东西朝她冲来，她就会尖叫，我们不得不让她安静下来。还有叫康尼的，我一直看着她，还有金格尔、洛里，以及我的室友博比。博比因帮她自认为是她男朋友的家伙隐藏偷来的东西被警察逮捕。可怜的博比有点迟钝，她过于信任他人，不提问题。此刻她正受到某种伤害，我说，或没说，这样害羞地快速地看我，她像丽塔，像成为我们结拜姐妹之前的丽塔一样吮吸手指头。还有荷兰女孩，她打着呵欠，你可想象她的下颌要裂开了，她身上裹得紧紧的，宛如一条蛇缠身。她认为她是我的敌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这里所有女孩的敌人。她向看守打报告，有时候她想做我的朋友，我不跟她做什么朋友，狗屁，她也在监视我。然后还有一个叫伯纳德特的，独自坐着，嘴巴松弛着，凝视着，每个人都躲开她，因为她曾有一个婴儿，她让那婴儿死在某处的地板上，也许是火车站的妇婴室。我望着这些康乐室的女孩们，地板上那肮脏的深绿色的粗毛地毯，一些别人捐赠的到处摊着的杂志，如《生活与女性家庭期刊》和《读者文摘》。就像有人在扇我耳光，叫醒我，忘记我个人的思想。天哪，她们都是我的姐妹，就像我，像我的“狐火”姐妹呀！
一方面，我所看见的都是穷人；另一方面，在红岸管教所这儿，都是白人女孩和黑人女孩。
一个炎热无风的日子，他们通知她，有一个探监的人来看她——“你爸爸。”
长腿笑了，“他！——他想干什么？”
从“隔离室”出来到探监室，她仍然浑身哆嗦，嘴里面只觉得好冷。
他来了，阿布·萨多夫斯基，油灰色的脸，眼睛周围布满遭受创伤的神色；一丝淡淡的柔和的微笑，卷起的嘴唇意味着他也许一直在喝酒；他从车里走了出来，锁上汽车前排座位前放手套等零星物品的杂物箱，当然，那里面定会有一个纸袋，一品脱四朵玫瑰牌酒。
父女望见了彼此，两人都很快将眼睛倾斜到一边去，好像灌醉了酒似的。
“嗯，喂，亲爱的。”
“嘿。”
为什么他会来，他可并不爱她，或给过她什么他妈的爱，她清楚。不可能不清楚，因为四个半月来他从没有来看望过她，也从没有给她写过信——那是自然。
正如他以前解释的那样，他不是那类舞文弄墨的人。
此刻，他清清他的喉咙，在椅子上挪一挪他那狭窄的臀部，试图想笑，带着抽烟人的沙哑的声音说，“嗯，玛格丽特，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你感觉怎么样？”
长腿很害羞地闷闷不乐地低声说了什么。
“嗯？没听清。”
“——我说了好。”
“是吗？你看起来——好，看起来不错。”停了一会儿。他又试着笑了笑，你能明白他是好意。在这样潮湿的七月的一个下午，他穿一件货真价实的运动外套，头发湿漉漉的，从前额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你睡得好吗？伙食怎么样？”
“好。”
长腿说出这个词，这个措辞，这个如此平凡的词，好。她的嘴唇扭曲着，充满尖锐的讽刺和一丝假笑。
蓦然，一阵莫名其妙的愤怒攫住了他们俩，父亲和女儿。后来，他们都疲惫不堪了。
既然他采取了主动，做了努力，阿布·萨多夫斯基就继续向前，尽量不用责备的话语，是的，他尽力了，你会看出这一点。他缓缓地漫无边际地说了起来，有点自责，也有些目中无人，说起一些长腿不感兴趣的事情，如邻居的消息，下街区的消息，他自己认识的但是间接的亲戚的情况；工会活动的消息，即他上班的工厂的情况。父亲和女儿在桌子对面礼貌地望着，桌面是三十六英寸的黏糊的比弗木做的；头顶上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一架钟：两点二十五分。红色的秒针梦幻般地转动着。两个下巴松弛的看守在值日，她们穿着硬挺的白色罩衣和蓝色的裙子。沿着这张木桌一溜有六个室友正与探视的人会面，他们都小声地交谈着，不时地笑一笑，或许还哭了，总是有眼泪。你不要向旁边张望，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像动物一样紧紧地包裹着自己。你学会尊重隐私，因为这是很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