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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
13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2）
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黑夜》当中巨细靡遗地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当时奥斯曼的学校老师手持长长的藤条，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打得到他们的学生。老师鼓励我们读这些书，或许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逃过共和国之前、土耳其国父之前的“法拉卡”（笞刑）时代是何其幸运。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区，在得天独厚的伊席克中学，奥斯曼遗留下来的老教师却在某些“现代”技术革新中找到压迫弱者的新工具：我们用的法国制尺，尤其是嵌进两侧的细而硬的云母条，被他们熟练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与藤条同样奏效。
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看到一个有司机开车接送的合群的女生受到惩罚，着实让我愉快；她是老师的宠儿，常常站在我们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铃儿响丁当》——但她被批评作业做得马虎时，可得不到从宽处理。总有些人没写作业却假装写了，装出一副就在作业簿里的某个地方、只是一时找不到的样子，他们会叫道：“老师，我现在找不到！”仅仅想拖延注定的命运，却只是被老师揍得更凶，耳朵被扯得更猛。
从低年级时代可爱慈祥的女老师，换成高年级教我们宗教、音乐和体育的愤怒忧伤的老男人之后，这些羞辱仪式变得更加完善，有时课程枯燥得很，使我对课堂上提供的短暂娱乐感到高兴。
有个女生，我从远处爱慕着她，或许因为娇小迷人，或许因为娇嫩——她受罚时，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脸涨得通红，使我想去援救她。课间休息时间折磨我的金发胖男生，因讲话被抓而遭毒打的时候，我便冷静无情地欣然观看。有个我断定是绝顶傻瓜的孩子，无论对他的处罚有多么严厉，这男生都会予以抵抗。有些老师叫学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为了测验他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而有些无知者似乎甘于受辱。有些老师看见作业本的包书纸颜色不对就会发怒；有些老师动不动就生气，孩子只是讲悄悄话便被打；有些学生即使对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也会像被车头灯逮到的兔子般手足无措；有些——我最佩服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老师他们知道的别的东西，愚蠢地希望这能挽救他们。
我看着眼前的动静——先是一顿指责，接着是骤雨般愤怒落下的书和作业本，班上其他人则冷冷坐着不敢出声——庆幸自己不是这些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倒霉学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分享好运。假使这所学校里的小孩来自各种背景，幸运儿的与众不同可能更为明显，但这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在课间休息的操场上，我们的童稚情谊使我们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学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师书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样，不免自问为什么有些孩子如此懒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头呆脑。我开始阅读的那些书无法满足这隐秘的道德探索：漫画总是把坏人画成歪嘴，我幽暗的童心深处同样找不到答案，只好让问题慢慢淡去。我渐渐领悟所谓的学校回答不了深奥的人生问题，其主要功能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全面的政治暴行而做准备。因此在我进中学前，我宁可举起我的手来，乖乖做个好学生。
尽管如此，我在学校主要学到的是，光是全盘接受现实生活是不够的，你还得为现实生活的美而惊叹。读低年级时，老师一找到借口便停止上课，教我们唱游。我跟着这些英法文歌做口形——我不懂也不喜欢这些歌，尽管我喜欢观察同学们（我们用土耳其语唱，大致像是：警卫爸爸，警卫爸爸，今天放假，吹哨子吧）。半小时前才因为又把作业簿忘在家中而泪眼汪汪的矮胖男生，此刻正乐呵呵地唱歌，嘴巴张得老大。一天到晚把长发撩到耳后的女生，在唱歌时也不担心她的头发了。就连在下课时间殴打我的胖鬼，还有他同桌那狡猾恶毒的朋友，他对那道秘密分界了若指掌，也让自己做个好学生——就连他们也像天使一样笑眯眯地沉浸在飘动的音乐中。在歌唱的时候，爱整洁的女生转头察看她的铅笔盒和作业簿是否依然有条不紊。休息时间结束后，两个两个排队回教室上课时，在我请她跟我搭档时会默默伸出手让我握着的那个聪明用功的女生，连她也大唱特唱；总是像给婴儿喂奶般伸着胳臂围住试卷，以免被别人看见的小气胖男生，也手舞足蹈；甚至每天挨打的那个无可救药的傻蛋也自发地一起歌唱。我发觉绑马尾的红发女生也注意到了，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地唱着。我不会唱这首歌，但当我们唱到啦啦啦的部分，我便加入大家，尽我所能高声大唱。我往窗外望去，召唤着未来。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下课铃响，全班一涌而出。我拿着书包逃到外面，看见我们的公寓管家正等着，就牵住他的大手。他陪我和哥哥走回家，我心想回到家时我已累得记不起班上每个人了，即便如此，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母亲，我便加快了步伐。
14痰吐止禁
自识字后，我脑袋里的虚幻世界便增添了一堆字母。这些文字并未传达任何意义也未讲述任何故事，它们只是发出声音而已。我看见的每个词汇，无论是烟灰缸上面的公司名称或是海报、新闻标题、广告、商店、饭馆或卡车两侧的招牌、交通标志、饭桌上的一包肉桂、厨房里的油罐、浴室里的肥皂、我祖母的香烟、她的药包……我都不假思索地阅读。有时候我把这些文字大声重复一遍，即使我不懂它们的意思也无关紧要。仿佛我脑中的视觉和认知部位之间有一架机器，准备把字母转换成音节和发音。就像咖啡馆里的收音机，人声鼎沸，谁也听不见，我的机器有时也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运作。
从学校走回家，即使非常累，我的眼睛也会寻找文字，脑袋里的机器会说“为保障您的财富与未来”、“招手停车电车站”、“阿皮正宗腊肠”、“帕慕克公寓”。
一回到家，转而看祖母报纸上的标题：“塞浦路斯非亡即分”，“土耳其第一所芭蕾学校”；“美籍人士当街亲吻土耳其姑娘，险遭群众处死”；“市街禁止呼拉圈”。
有时字母的排列方式怪得很，仿佛回到第一次学字母表的神奇时光。位于尼尚塔石的总督官邸距离我们家三分钟路程，官邸四周某些水泥铺道上的条文便是其中之一。我跟母亲和哥哥从尼尚塔石往塔克西姆或贝尤鲁走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字母之间的空铺板玩跳房子游戏，按照我们看见的顺序念出来：
痰吐止禁
这项神秘条文鼓动我公然反抗，并立即往地上吐痰，但警察局就在总督官邸前方仅两步之遥，于是我只是不安地盯着它看。这下我可开始担心从喉咙喷出痰来，落在地上，即使我不情愿。但如我所知，有吐痰习惯的成年人跟一天到晚被老师处罚的那些愚蠢、怯弱、任性的小孩多半如出一辙。是的，我们时而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咳出一口浓痰，只因为没带面纸，但这情况不常发生，不值得用上如此严厉的条文，即使是在总督官邸外头。后来我从书上得知中国的痰盂，发现吐痰在全世界各地是寻常之事，于是自问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何以想尽办法劝阻吐痰。（尽管如此，每逢有人提起法国作家维昂，大家想到的不是他的最佳作品，而是他写的一本书名叫“我在你坟上吐痰”的可怕著作。）
或许尼尚塔石铺道上的警句铭刻在我记忆中的真正理由是，自动阅读机器内建在我脑中的同时，母亲开始积极地教我们外面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如何与陌生人应对。比方她劝我们别跟僻巷的肮脏摊贩买东西吃，在饭馆别点“考夫特”（肉丸），因为他们用的是最劣质、最油腻、最硬的肉。这类警告跟阅读机器印在我脑子里的各种告示全混在一起：“本店的肉皆冷藏于”。还有一天，母亲再一次提醒我们与路上陌生人保持距离，我脑子里的机器说：“十八岁以下不得入内”。电车后面有个告示写着“禁止吊在栏杆外，危害安全”，这也跟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看见她说的话出现在官方通告中，我并不困惑，因为她也曾说我们这等人想都没想过吊在电车尾搭霸王车。市区渡船的船尾告示亦然：“禁止靠近推进器，危害安全”。当母亲“不可乱丢垃圾”的告诫成为官方公告时，字体歪七扭八的非官方涂鸦“乱丢垃圾者的妈”却使我困惑。当大家嘱咐我只能亲吻母亲和祖母的手，不可吻别人的，我便想起凤尾鱼罐头上面的字：“非手工制作”。“请勿攀折花木”或“请勿碰触”这两项告示都呼应了母亲在街头巷尾灌输的指令，而这些禁令与她不许我们用手指指点点的禁令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但我哪能了解“请勿饮用池水”的告示所指的水池明明不见半滴水，或“勿践踏草皮”的告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