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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儿童是不是应该进行早期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早期教育的问题，家长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过必须承认，在权威缺席的时候，一些个案化的“育儿经验”是有一定价值的。人们起码可以通过这些“育儿经验”获得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
所以，如果刘亦婷的家长扎扎实实以“纪实”风格谈谈自己的“育儿经验”，他们的书可能会更有价值一些。可惜的是，当他们以培养出“哈佛女孩”作为资本，武断的认为自己的“育儿经验”就是真理，开始以真理为名向家长们兜售的时候，性质就完全变了。
教育无小事。活生生的人并非实验品，实验错了可以重来，人生无法重来。所以这种以非科学态度写作的书，给读者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刘亦婷的早期教育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很让人反感。其实，“育儿经验”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向大家证明我的做法有多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教训。
因为你的做法正确与否实在是难以从学理上证明的命题。你不能因为孩子成为杰出人物就证明你的早期教育是正确的。比如贝多芬的老爸经常毒打贝多芬，毛泽东的老爸也是对毛泽东非打即骂，你能因为他们是伟人而认可他们的家庭教育吗？
但是，一些家教中的教训是可以建立一定因果关系的。比如由于你的责骂孩子离家出走，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责骂导致了孩子的出走。如果你用纪实的风格老老实实地记录，大家还能看到细节，看到你的孩子是什么类型的孩子，你们的矛盾是什么，你当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自我表扬，不吝笔墨（1）
《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第一章便是，“刘亦婷，你在哈佛还好吗？”的确，很多读者对于刘亦婷在哈佛的学习生活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想通过刘亦婷的讲述进一步了解哈佛，了解刘亦婷。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刘亦婷在自述中却没有为我们呈现更多关于哈佛的教学特色，人文精神等等，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自我表扬。看来，刘亦婷以及刘亦婷的家长还在继续着打
造完美女孩的努力，我能做的，只好是耐下心来，继续为读者们还原事实。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9页）
我觉得对于一个有着真性情，有着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来说，看到美国富人的生活，感到羡慕是正常的。我跟许多留学生朋友打过交道，他们谈到初到美国时，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冲击就是美国人的富足生活。这种富足生活也给了他们奋斗的动力。这种心理跟攀比、虚荣之类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这是人的“生存本能”，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这种本性本身没有任何耻辱而言，又何必遮遮掩掩呢？“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这种自我表扬的表白，读来的确令人感到挺做作的。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16页）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呈现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而刘亦婷呢，则把自己扮成幼儿园阿姨的模样。小朋友们一遇到困难，阿姨就站出来了，来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过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怎么高明，或许她应该给大家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给他们讲讲马拉松运动员艾哈瓦里的故事，讲他的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为什么刘亦婷要不吝笔墨地大段描述这段经历呢？我的揣测是，她和她的家长想借此告诉读者，看看刘亦婷是多么富有领导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3个月每周为HPAI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30页）
看到“忘我精神”这个词，尤其是这种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况且，刘亦婷做这件事情是否出于“忘我”，我觉得是大可商榷的。我归纳一下，发现刘亦婷为HPAIR工作的好处有三：
第一、 捞资历。在这个组织做过一段事，将来求职的时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甚至写书时也可以渲染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连续3个月每天几个小时而已。
第二、 免费周游各国。借着这个协会的名头，到各国游玩一下，起码交通费是免了，还可顺便看看热闹。
自我表扬，不吝笔墨（2）
第三、 开阔眼界、扩大交际的需要。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这样总结自己在HPAIR的经历，“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
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 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