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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我变得沉默起来。看着他用奶粉冲了牛奶，煮热，然后冲进已经搅拌成厚厚的咖啡糖浆的杯子里面，牛奶的泡沫在杯子里面浮起来，喝一口，有点甜得发腻的感觉。
这个翻译是我在街头碰到的。第二次回到巴格达的第二天，我们来到巴勒斯坦酒店门口拍摄驻守的美军。和萨达姆统治时期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等待政府为我们分配一位翻译，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找。在街头进行拍摄，不断地有人上来毛遂自荐，希望当翻译或者是司机，不过很多人的英文实在是连基本的对答都不行。这个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灵活的伊拉克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是为美国电视台工作的翻译，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当我们的翻译。
我就看到他身后的朋友。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地站在他的朋友后面。我们聊了几句，觉得他的英文还不错，我就开始和他的朋友讲价。看我们两个你来我往，他终于忍不住，给了我一个相当合理的价钱。他相当本分实在，没有因为我们初来乍到，蒙骗我们不知道行情。这给了我们良好的第一印象。
上了我们的车，我们马上开始工作。他介绍自己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并没有太留意，只是觉得他的英文只能说可以，但是不算流利。直到那天到了他的家里面，他拿出他的硕士答辩论文，原来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里面的专业术语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批评他的英文水平。不过他很谦虚，他说，自己的口语不好，正是因为这样，他希望能够多练习自己的英文口语，虽然他很怕羞，还是走到街头来找工作，除了可以练口语，更重要的是可以养家。
说到养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身为一家之主，承担整个家庭是他的责任。
战争前，他在巴格达的一家大学任教，每个月的工资大约五十美元。他的专业是水利工程，经常有一些咨询项目，所以常常会有额外的收入，也因为这样，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能够住在一栋每个月要一百美金租金的房子里面。他获得的硕士学位就是政府资助的项目，作为学习的条件，他必须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不过因为战争，现在他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他说，原本以为这个学位可以帮助他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现在真的很难说。
就在我们快要离开的前两天，他借用我们的电话和在巴勒斯坦的哥哥联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翻译原来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很小的时候，他跟着父母来到了巴格达。现在，他让他的哥哥帮他在约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找一份工作。我问他，舍得离开这里吗？他说，没有办法，要是长时间在巴格达找不到工作的话，为了自己的家人，他只有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虽然战争让他失去了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让他有了自由，也就是离开这个国家，到其他国家的自由。
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递给我他亲手调配的Cappuccino，他认真地叮嘱我，等你回去，你一定要亲自调一杯这样的咖啡给你的朋友。不过，在给你的朋友喝之前，你一定要先自己实验一次，有了把握，才展示身手。他自己就是这样，向一个希腊女孩子学的调配咖啡的方法，他说他自己试了好几次才成功。
临走的时候，他的十一岁的女儿，腼腆地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说，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的女儿，这是一个会唱歌的玩具熊。现在，这个玩具熊就在我家的客厅里面，走过它的面前，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拍打它一下，听它唱出异乡的歌。然而，到现在，因为太忙，也没有那份浓浓的心情，我还没有尝试自己动手冲一杯Cappuccino。
华人媒体的声音 有人主张说，一个传媒机构不应该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不顾记者的生死，所以这次海湾战争，引发了记者该不该前往战场的广泛讨论。
我想，如果一个媒体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受众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具备了相当影响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声音，是非常不应该的。以凤凰卫视为例，凤凰卫视面对的是全球的华人观众。它需要从华人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点，跟踪关注事态的发展。这一点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华人的出发点、华人的关注点和西方传媒有不同的地方，这给战事添加了观察和评判的又一维度。
巴格达是一个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事实上，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任何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的隔离病房，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同样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去医院采访，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应不应该去的讨论，可是，为什么报道伊拉克战争，就要有许多顾虑？我自己的感受是，伊拉克战争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是非典就在我们的眼前，而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在性质上并没有不同，同样都是世界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有一件和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难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需要进行报道，就不需要参与，就不应该让我们的华人观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全部引用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就足够了吗？
华人媒体在战争上的报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进入世界主流。当我在巴格达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不介入，因为华人媒体的不参与，使得无论是伊拉克当时的政府，还是英美联军，都并不重视华人媒体的声音。举一个例子，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的访问机会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战争进行中，阿齐兹的访问是给了全美广播公司；在巴格达被美军控制之后，流亡境外、重返巴格达的伊拉克大国民议会主席色拉比，他的访问机会是给了英国广播公司。我想，这些采访的安排，当然与当局想让谁来听当事人讲话有关系，同时我觉得，这也和华人媒体报道的规模和影响力有关。
这一次，华人媒体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战争发生前，来自两岸三地的大批华人记者来到了巴格达，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上海电视台的报道都令人刮目相看。看到即使是一个地方的媒体，也已经开始具备这种国际的视野，惊讶之余，我不由得格外兴奋。
不过，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很多媒体来到当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深入地报道，而只是为了表现一种姿态。对于他们的记者来说，只要拿着麦克风站在巴格达做一个串场，那就足够了，之后就已经不重要了。
除了应不应该去，还有一种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是女记者去了，而不是男记者。
当我听到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自己感到相当吃惊。在别人对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采访战争而表现出来的敬佩之余，我也感受到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于性别的一种界定。在巴格达的时候，有男记者，同样也有女记者，虽然性别会带来一些不同，但是在工作的层面，在报道的层面，大家都是一个角色，那就是记者。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兴趣集中在记者的性别上，而应更关心记者报道的方式、角度和内容。它们在某些程度上和性别有一些关系，但是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记者本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在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战斗在病床前的医护工作者，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朴实。很多人对我说，不要把我们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对于这种心情，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我想，我不是特别勇敢，也没有抱任何伟大的想法。当我和摄影师的车行驶在开往巴格达的途中，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讨论完这些有点伦理性质的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来想想华人媒体未来在参与战争报道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我想，除了参与意识，还应该在物质上和基本功上有充分准备，特别是记者的战地采访培训。这一点，西方的传媒机构做得非常专业，而华人媒体，由于条件的限制，做得并不足够，反过来也限制了华人记者的采访机会。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在现场的亚洲记者面孔当中，总是日本的记者最多，阵容最为庞大。我希望下一次，当有国际大事发生的时候，华人也有一个庞大的报道队伍，也能够发出自己独立自主而回响深远的声音，这样，华人的声音就不单单局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能够走向世界主流。
历史在一瞬间消失 公司的编辑打了好几次电话，让我去看看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就在美军进入巴格达的头两天，国家博物馆被抢掠一空。等我赶到那里，博物馆已经被美军接管，除了随军记者之外，谁也不能够进入。我只能从电视报道里面看到，博物馆的展览厅变得空空荡荡，玻璃柜里面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有报道说，博物馆里面一万多件文物被抢掠者洗劫一空。到底是谁干的，众说纷纭。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曾经暗示，这些消失的文物，是被专门贩卖文物的集团连同美国军方的人士一起有组织地搬走的。但是后来，在不同的隐秘的地方，大批的文物被发现，显示在战争之前，这些文物已经被有计划地运到不同的地点藏起来。
到底是谁做的，对此我并不最关心，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文物会不会就此散落民间，有的甚至再也找不回来。对我来说，后者才是最可惜的事情。这些见证人类文明的文物是不可替代的东西。如果就这样不见了，意味着人类的一段历史，就这样没有了痕迹。
萨达姆铜像的推翻，冲垮了人们的羞耻心。伊斯兰教义本来把偷窃视为要被惩罚的罪恶，但是在强权消失的一刹那，人的劣根性也在同一时间充分地膨胀，开出妖冶的恶之花。
来到旧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