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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点了点头，然后指指水杯，也压低嗓子问：“水杯是你的吗？”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加上又是压低了嗓门儿的，这样她只有把头凑向师弟的耳边，说，“它们怎么搁在一起了？”师弟答：“我也不知道，我出去吃了饭它们便混在一起了。”
她有些嗔怪地看看师弟说：“难道它们长了腿？”
“是的，”师弟回答，“肯定是我的水杯长了腿。”于是，师弟把水杯从她饭盆里拿出来，做了请她坐的手势，她笑笑坐下了。师弟只有站着，茫然四顾，图书馆自习室里早已座无虚席。
后来，在一次《合同法》课上师弟又碰到了蓝娜。当时，师弟正在听老师讲课，边听边记正进入状态。这时一双手像老鼠一样焦急地将师弟的笔记本一把拉了去。师弟正要发怒抬头见是她，很有意思地笑了。而她连头也不抬抓了师弟的笔记猛抄，却把老师的讲课当成了耳旁风。抄完了便把笔记本像扔破布一样扔给了师弟。她这样一弄师弟已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节奏，而她仿佛进入了状态似的边听边记起了笔记。于是，师弟便带有些报复的意思如法炮制，把她的笔记本抢了来。她愣了一下，然后便放下了笔，以手托腮望着师弟抄她的笔记。师弟不理会她，抄完了把她的笔记也像扔破布一样扔给她。她看看师弟，然后在师弟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怎么处处都碰到你！”
师弟在笔记本上大胆地回答：“能处处碰到是我们的缘分。”
于是，俩人便无心听课在笔记本上交头接耳。
几个月后，老师为了解学生的上课情况，也为平时成绩提供一些依据，便突然把所有的课堂笔记收了去。结果老师在师弟交谈的笔记本上用红笔问：“她是谁？”
我们见了哈哈大笑。老师肯定没找到蓝娜的笔记。因为她当时听研究生的课只是玩玩的，又不要成绩，当然就不需要交什么课堂笔记了。
后来师弟请蓝娜到校园散步。这次散步师弟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暗示性的语言。而蓝娜却有意把话岔开了。这样当师弟把蓝娜送回宿舍后，师弟迅速地拨通了她的电话。这次电话打得十分容易。因为送蓝娜上楼后师弟根本没有离开她宿舍的大门，一直在门口窥视楼长办公室的电话机。当师弟见一位女生终于说完挂断电话后，师弟立刻用手机发射信号。这样电话铃在师弟不远的地方响了。
当时，师弟躲在她们楼门前不远处的一个大杨树后，看着蓝娜走下了楼，然后看着她立在楼长办公室的窗口接电话。
“喂，你好！”她在电话中和师弟打招呼，当她听到是师弟，她笑了。说不是刚分别吗？怎么又打来了电话，说了一晚上了，话还没说完。
师弟说，什么话都说了，还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没有说。
她问是什么话，师弟便在电话中说，我爱你！蓝娜在那里愣了一下，然后“呸”的一声把电话挂了。师弟见她挂电话后十分羞涩地四处望望，好像怕有谁听到似的。接着她偷偷地笑了，然后一蹦一跳地哼着歌上了楼。
师弟站在树边的暗影里，心花怒放。
老板来了，开着车。老板的“宝马”我们都认识，七系列的。宝马这牌子本身说明一种身份。所谓开宝马坐奔驰嘛。老板讲课很帅，不带讲稿，也无教案，上课来打空手。到了，随便在谁手里找一本他的专著，打开目录顺着讲，讲课时双手插在西裤里，西服不扣，一条领带随着他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在胸前潇洒。他也不写板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知不觉就是一节课。下课后老板还喜欢和同学们聊天，如果这时哪个学生投其所好，说某某某地有一个案子挺复杂，他会很注意地听同学讲，如果同学不讲完上课铃响了也不进教室。望着现在的老板，我们无法和当年的贫困生邵景文联系在一起。谁能想到当年他爹为了供他上大学，去割高压线卖钱。邵景文成了我们导师后，他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爹的死。不过，当时老板已没有痛苦了，只有感叹。那好像是在某一个案子二审审结之后，老板作为胜诉方的代理律师，为了表示庆贺请他的弟子在草坪上搞烛光晚餐。在草坪上搞烛光晚餐这种事一般只有本科生才干，一个法学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搞还是很少见的。可见，老板还是比较浪漫的，文心未泯。
那天晚上老板还带上了他的箫。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老板吹箫。不过，我们从箫声中只听到了笛子的欢快。其实我们都分不清箫和笛子的区别，当时师姐柳条和师兄王莞为此还争论了一阵，后来只有让老板告诉大家他吹的是箫还是笛子。老板长叹一声说：“你们这一代太幸运了。”
老板的箫声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兴奋的情绪。老板见状说：“你们想听听为师的故事吗？”
“想呀！”大家都没肝没肺地鼓掌。
老板说：“我原本也是一个苦孩子呀。”
“是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老板拿着箫说：“这是箫，不是笛子。你们知道这箫在我们家做什么用的吗？”
师姐说：“吹呗！”
师弟说：“也不一定，说不定还可以当兵器使，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手持洞箫、闯江湖的侠客。”
老板说：“这箫是我们家祖祖辈辈要饭用的。”
大家一听都不吭声了。
老板说：“我上小学时，在假期还随父亲要过饭，我爹一边吹，我一边唱那首《富贵调》，沿村乞讨。一天下来能要一口袋红薯干，在集上可以卖几毛钱。出去要饭还要偷偷地溜出村，不能让支书发现了，被支书发现后肯定要拉回来，说是给人民公社抹黑。要一个学期饭我开学就有学杂费了。我父亲就是靠吹箫要饭供我上的学。”
师妹甄珠眼泪花花的问：“那后来呢？”
老板说：“我上大学后，土地都承包了，我父亲以为从此就可以不要饭了，靠种地就能供我上大学了，没想到靠种地供不了我上大学。眼看第二学期的学费交不上来，我父亲被逼急了去割高压线，被电打死了。”
天，大家都嗟嘘不止。师姐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不重操旧业，吹箫要饭呢？要饭又不丢人，你看现在地铁站有很多年轻小伙子弹着吉他在那卖唱，一天也能要几十块钱。要是你父亲在地铁站一坐，箫声一响黄金万两。”
师姐的一席话差点把大家逗乐。老板瞪了师姐一眼，对她的“箫声一响黄金万两”之说大为不满。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把箫送给了我，让我把箫随身带着，不要忘本。我当时只会拿着箫在舞台上演出，却从来没想到去地铁站吹箫卖唱。没钱了就写信向爹要，结果就造成了爹的惨剧。”老板说，“要是我爹活到现在多好。”老板说着有些难过，又说，“当时我接到电报赶回家后，我爹已经死三天了。死了三天也没有人把他从电线杆上弄下来。我娘带着弟弟、妹妹只会跪在电线杆下哭。我望着电线杆子上的爹，他老人家已被烧焦了，像一张剪纸随风飘荡。我问，为什么不把爹弄下来？我娘说，支书不让收尸，要在电线杆上挂三天，示众。看今后谁还敢割电线卖钱。”
“他妈的，太残酷了，”李雨骂起来，“一点也不人道，这是违法的，可以告他。”老板说：“我当时气急了，找了个竹竿把爹挑了下来。我用手去接却没接住，我爹一飘就飘到了稻田里了。我连忙把爹抱起来，爹像一捆干柴，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我娘哭着喊，景文呀，你爹冤枉呀，你要替你爹申冤呀！”
据邵景文他娘后来说，邵景文他爹是被逼死的。村里根据上级指示搞“村村通”工程，也就是每一个村都要通电，安电灯，结束点油灯的历史，这当然得到了农民的欢迎。为此上级还拨了专款，禁止向农民集资，增加农民负担。可是村支书瞒着上头已拨了专款的事实，还是向村里人集资。为了结束祖祖辈辈点煤油灯的历史，村里人一改过去对集资的抵触情绪很主动地交了钱。其实这笔集资款都被支书贪污了。
不久，电来了，村里人欢天喜地地点上了电灯，开洋荤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月底一算一个15瓦的泡子要几十块钱电费，这下村里人傻眼了，这要是点煤油灯一年也点不完。这样第二个月大家不敢用电了。可到了月底，收电费的又来了，一家还摊好几十块。这下村里人不干了，说我这个月没点电灯为什么还交电费？收电费的说，反正一个村一个电表，大家平摊。
村里的电表安在支书家，村里人不用电，支书却用，家里电视机、冰箱，都买了。还有就是村委会的那几盏长明灯，都是上百瓦的，村干部天天在那里打麻将。村里人说，他们用的电为什么让老百姓交？不交。电费收不上来电管所就拉闸。拉闸就拉闸，继续点煤油灯，有啥。人老几辈都点煤油灯也没见饭吃到鼻子里。这一拉闸就是三个月，结果电线也被人割了卖给废品收购站了。电管所拉闸支书不好说什么，可线被割了支书就有话说了。支书开会说，割线是反党，是破坏社会主义，是对抗中央村村通的政策……必须重新集资，把线拉上，否则无法向上级交待。支书一训话村里人就怕了，听支书那口气又要搞运动了。这次集资把安电表的钱也收上来了，家家都安上了电表，为了以示公正，每家门口都栽了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子，只有电管所查电表的人才能用“老虎蹬子”爬上去。
这次集资虽然更劳民伤财，不过村里人还是吁了口气，最起码不用为支书交电费了，可以安心点电灯了。没想到老百姓这次又上当了，到月底收电费的时候，一个十五瓦的泡子每天只点不到两个小时，电费还是几十块。因为在电费中加进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