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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守杭，诉浙西灾潦甚苦。易率其僚杨畏、安鼎论轼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诏下，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易遂言：「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转运副使，徙苏州、徐州，加直秘阁。元符中，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进右谏议大夫。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改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未满岁为真。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寻入党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梦授，吉州永丰人。登进士第，调连州司理参军、知穰县。时方兴水利，提举官调民凿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顷，敦逸言于朝，以为利不补害，核实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万，全旧田三千六百顷。徙知弋阳县，宝丰铜冶役卒多困于诱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见本末，纵还乡者数百人。稍迁梓州路转运判官。
元祐六年，召为监察御史，同御史黄庆基言：「苏轼昔为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宰相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所撰制词，以为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鞭挞不庭，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尔。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来，言事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廷，意极不善。」辙复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告》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于是敦逸、庆基并罢。敦逸出为湖北运判，改知临江军。
绍圣初，轼、辙失位，刘拯讼敦逸无罪。哲宗记其人，曰：「非前日白须御史乎？」复除监察御史。论常安民为二苏之党，凡论议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员外郎，迁殿中待御史、左司谏、侍御史，入谢曰：「臣再污言路，第恐挤逐，不能久奉弹纠之责。」哲宗曰：「卿能言，无患朕之不能听；卿言而信，无患朕之不能行也。」
瑶华秘狱成，诏诣掖庭录问。敦逸察知冤状，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狱既上，于心终不安。几两旬，竟上疏，其略云：「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哲宗读之怒，蔡卞欲加重贬，章惇、曾布以为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狱出于近习，故使台端录问，冀以取信中外。今谪敦逸，何以解天下后世之谤。」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兴国军，徙江州。
徽宗即位，加直龙图阁、知荆南，召入，为左谏议大夫，敦逸极言蔡京、蔡卞过恶。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熙宁亲策进士，擢第二，为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直讲。元丰中，蔡确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时相州富人子杀人，谳狱为审刑、大理所疑，京师流言法官窦莘等受赇。蔡确引猜险吏数十人，穷治莘等惨酷，无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狱事诏臣参治，坐是，谪知光泽县。莘等卒无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托神能祸福人，致赀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诸境。还，监都进奏院。
哲宗即位，擢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复为监察御史。议者请兼用诗赋取土，宰相遂欲废经义。均言：「经术以理为主，而所根者本也，诗赋以文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计本末，而欲袭诗赋之敝，未见其不得也。」自熙宁以来，京师百司有谒禁。均言：「以诚待人，则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则人思苟免。愿除开封、大理外，余皆释禁，以明洞达不疑之意。」遂论青苗，以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有目前之利而为终岁之患，愿罢之而复为常平籴粜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请罢粟补吏，减任子员，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以清入仕之源。诏有司议，久之不能有所省。复疏言：「今会议之臣，畏世俗之讥评，不计朝廷之利害，闵鄙耄之不进，不思才者之闲滞，非策之善也。」因请对，力陈之，宣仁后曰：「当从我家始。」乃自后属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数。
又言：「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间者，监司务为惨核，郡县望风趣办，不暇以便民为意。陛下临御，务从宽大，为吏者又复苟简纵弛，猛宽二者胥失。愿明诏四方，使之宽不纵恶，猛不伤惠，以起中和之风。」诏下其章。
蔡确弟硕盗贷官钱以万计，狱既上，均论确为宰相，挟邪挠法，当显正其罪，以厉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政，与正人异趣，相继击去之。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边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舜民左迁。均言：「风宪之任许风闻，所以广耳目也。舜民之言是，当行之；其言非，当容之。愿复舜民职。」不从。台谏约再论，均谓事小不当再论，王岩叟遂劾均反覆，岩叟移官。均迁殿中侍御史，内不自安，引义丐去，改礼部员外郎。居三年，复为殿中侍御史。
西夏自永乐之战，怙胜气骄，欲复故地。朝廷用赵禼计，弃四砦，至是，又请兰州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国，知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济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须威以行惠，然后外国且怀且畏，无怨望轻侮之心。今西夏所争兰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轻以予之，恐夏人捣虚，熙河数郡，孤立难守。若继请熙河故地，将何辞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无益，祗足为患。不如治兵积谷，画地而守，使夏人晓然知朝廷意也。」
时傅尧俞为中书侍郎，许将为左丞，韩忠彦为同知枢密院。三人者，论事多同异，俱求罢。均言：「大臣之任同国休戚，庙堂之上当务协谐，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异之迹。若悻悻然辨论，不顾事体，何以观视百僚。尧俞等虽有辨论之失，然事皆缘公，无显恶大过，望令就职。」诏从之。御史中丞苏辙等尚以为言，均上疏曰：「进退大臣当，则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进退不当，则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党，合谋并力，以倾摇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为主。所论若当，虽异，不害其为善；所论若非，虽同，未免为不善。今尧俞等但不能协和，实无大过。苏辙乃以许将当时已定议，既而背同列之议，独上论奏。臣以为善则顺之，恶则正之，岂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后为忠邪？将舍同列之议，上奉圣旨，是能将顺其美，不当反以为过恶也。若使不忠，虽与同列协和，是乃奸臣尔，非朝廷之利也。」将罢，均又言：「吕大防坚强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异，唯许将时有异同。辙素与大防善，尽力排将，期于心胜。臣恐纲纪法令，自此败坏矣。」因论：「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风宪之长。辙当公是公非，别白善恶，而不当妄言也。」遂乞罢，出知广德军，改提点河北东路刑狱。
绍圣初，召拜左正言。时大防、辙已罢政，均论大防、辙六罪，并再黜大防，史祸由此起。又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专黜陟之柄，阴去异己，出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成都府，召朱服为中书舍人。均言汝砺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迁均为工部员外郎。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历梓州淮南转运副使、知越州。
徽宗立，入为秘书少监，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兼《哲宗实录》修撰，迁给事中。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虽不识忌讳，然志非怀邪。陛下既招其来，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气。」寅亮得免。时宰相欲尽循熙、丰法度为绍述以风均，均曰：「法度惟是之从，无彼此之辨。」由是不协，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徙襄州。崇宁初，与元祐党籍，夺职，主管崇禧观。政和中，复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久之，复龙图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来之邵，字祖德，开封咸平人。登进士第，由潞州司理参军为刑部详断官。元丰中，改大理评事，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未几，买倡家女为妾，履劾其污行，左迁将作丞。
哲宗即位，为太府丞、提举秦凤常平、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入为开封府推官，复拜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之邵资性奸谲，与杨畏合攻苏颂，论颂稽留贾易知苏州之命。又论梁焘缘刘挚亲党，致位丞弼。又论范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绍圣初，国事丕变，之邵逆探时指，先劾吕大防。惇既相，擢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请加美谥。疏：「司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诛。独刘挚尚存，实天以遗陛下。」其阿恣无忌惮如此。
进刑部侍郎。阳翟民盖渐以讼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盖氏，诬渐非盖氏子，以规其赀。谏官张商英论之，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