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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件事叫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在我千衲万补的棉衣上，一块补丁下面缝着我入狱前女朋友的一张照片，我死以后，他们是一定要抄检我的东西的，万一这张照片落入他们手中，那将是对我神圣情感的一种亵渎，追根寻源也会给我这女友带来无穷的后患。对！必须把这张照片处理掉。当一切想定的时候，我突然如释重负，立即轻松起来，轻松得简直有点儿愉快，你说怪不怪？我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写过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临死前的思维状况，我在读书笔记中曾大大赞赏过老托的惊人的笔触，太精彩了，我始终怀疑是老托本人经历过的场面。现在我也体验了一把，我明白了，人要自杀，最恐怖最紧张的是决定死的过程，一旦定下来，整个儿的身心便全都解放了，有一种不必与凡人再打交道的彻底的轻松。让一群的“凡鸟”来“观葬”吧！
过了两天，管理组终于向我宣布，第二天开我的批斗会，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准备，这无异于向我宣布，可以死了。
入夜。熄灯以后，很快不到一分钟，我看到同舍的人都已呼呼大睡，那都是累瘫了的人。我依然精神百倍。几天来我睡得极少，也不困，也不累。我将棉衣抱在胸前，又慢慢将被子拉起，将头蒙上，然后把周边四角全掖好，以免漏光。我打开手电筒，轻轻将棉衣上的那块补丁拆开，取出了我女朋友的照片，我凝视良久，深情地亲吻了两下，终于下决心将照片撕碎，放在了嘴里。照片纸很硬，无论如何嚼不烂，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只能嚼成一个硬纸团，我只好十分艰难地咽了下去。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踏实了。我关了手电筒，掀开被子，从床下拿起绳子，悄悄地下地走出监舍。我觉得挺悲壮的，比后来与母亲较量，与养母诀别，垃圾堆里捡书，单刀赴黑社会的饭局都要悲壮。
外面，月光如水，我心里也静如止水。好像不大像一些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自杀前要哭天抹泪，怨天尤人，或说什么“祖国啊永别了”、“爹娘啊，我不能再尽孝了”之类，好像都不太对，我不但不紧张，也不悲痛，而且还有些得意。我终于没让你们侮辱我的阴谋得逞！
我来到防护林里找早已看好了的那棵树，还没走到，忽听一声呐喊：“干什么的？”随即有七八个电筒光亮了，全都向我射来。这是巡夜的红卫兵，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这些人白天打扑克、喝酒、睡大觉，晚上没事儿出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一个黑帮分子审着玩儿。玩儿累了，也天亮了，他们又去睡。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要干什么，连忙大叫：“上厕所！”我迅即转身向厕所跑去。我站在尿池子上透过小纱窗口向外张望，想他们过去以后我再行事。谁知这帮人来到我们监舍对面便席地而坐，那里有个小土坡，嘻嘻哈哈聊起天来。等了一会儿，看那意思暂时走不了，我只好走出厕所。几个人的手电筒又向我射来，直把我送进监舍，我又躺下了，只好等。
等“死”的滋味儿就不好受了，大有度秒如年之感。慢慢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又悄悄起来向外走。刚一推门出来，没想到七八个电筒光立即射来，大吼着：“干什么的！”这帮小子根本没走，还坐在那儿。我只好又大喊：“上厕所！”我没别的可说，只听一红卫兵骂道：“你他妈一晚上上几回厕所！”我他妈也不想上厕所啊！但没辙，只好再进了厕所，依然透过小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你的福星，受天意来保护你的）看来是不想走了，跟我耗上了。我只好走出厕所，他们照例又用手电筒光把我送回监舍，我再次躺下，不知为什么忽然不想死了。去你妈的，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睡觉！这时才觉得真的太累太累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疲惫，一秒不到，我进入了梦乡。
您大概觉得真没劲，闹了半天你没死，连吊都没上成。哪怕吊上去了，再让人救下来又活了，也比这有劲，这叫什么“自杀”？——我真要死了，您还看得到这篇文章吗？
人有这样一次经验挺宝贵的！
第三节 他杀
都说犯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们残忍狡猾，卑鄙无耻，恶念丛生，诡计多端，都是些满脑子祸国殃民的歹徒。其实不尽然，只要得法，那是不难管理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叫犯人管犯人。叫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争斗，互相暴打。犯人打犯人，那可是下得去狠手的。怎么叫他们“互相”呢？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谁表现好，谁可以先出去”。所谓“先出去”，那就是“自由”啊！什么叫“表现好”呢？那就是揭发得狠，告密得勤，争斗得凶，暴打得毫不留情，方证明你立场坚定，划清了界线，有重新做人的决心。只有在牢狱中度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太有吸引力、太诱惑了。
我至今不能也不愿原谅那个告密者。他并非坏人，而且也一样是犯人、是受害者（我这里所指的犯人仅仅是我们这个劳改队的大学生，与现在狱中的任何犯人都无关），只是“自由”对他的诱惑太不可抵御了，他告密了，“密告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一个“问号”，险些酿成十条人命。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了。
下午出工，我们排队走出没多远，忽然我们同监舍的W君说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好像是少带了一把镰刀，他跑回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没在意。收工的时候，刚走到监舍门口放下工具，管理组立即把我和S君叫了去（当时S君是这个监舍的组长，我是副组长）。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有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今晚开批斗会。谁攻击？怎么攻击？我们一概不知。
晚饭以后，批斗会开始，管理组人员亲临坐阵。这时管理组的人员三个中已换了两个，一个是由于诱奸女犯而被揪斗调走；一个是本来犯了错误被处理到我们这儿——那可是真真正正被监护起来——这次又被原单位揪回。新来的两个人是公安系统的，一到这里先把手枪拍到桌上，说有不服从管教者，枪毙！那时杀个人是很随便的，哪个不怕？
按照惯例，批斗会前先读几条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七八条之后，管理人员突然插上说翻开×页念×条。念完以后，管理人员一下子转向C君，问道，你学这一条有什么感想？C君毫无思想准备，稍稍一愣，但说些学习心得和感想还是不难的，他说了。管理人员问：“你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是，管理人员立即叫他把语录本交出来叫大家传着看，这一传大家都惊呆了，C君的语录本上，在这条语录上面赫然画着一个“？”。
这分明是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那好像是一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语录。这还了得？所有的人都怒吼着：“站起来！低头！”不吼是不行的，那就是同情罪犯，叫他交代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狡辩说是还没有完全理解，准备要再好好学。这分明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妄图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进行诡辩。
大家指出他这就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可谁都知道，我们进劳改队初期，管理人员分明宣布过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C君的“问号”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存在。批斗了两个小时以后，管理人员宣布暂停：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以后，C君必须再写一个小时的“认罪书”才可睡觉，并每晚留一人监守C君。
散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白天出工时，w君回监舍取东西，顺便翻检了C君的东西，发现了语录本上的问号，立即向管理组做了告密。这太遭恨了！w君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大概是太想“早一点儿出去”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时期，公、检、法已被全部砸烂，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你貌似正义向所谓“邪恶”斗争，你本人已先陷入了邪恶之中，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C君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健壮，是北大“校运会”上的五项全能冠军。脑袋方方正正，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色子”，就是打麻雀牌掷的那个“色子”。他性格较孤僻，不大合群，干活儿也不错，因他身体太强壮了，没人敢惹他，真打起架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是他的个儿。
犯人打架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无人劝架，都是闪在一旁看两个人打，直打到两人都觉得没劲了为止，带着青紫伤痕继续干活。这种事管理组也从不过问，一般来说弱者不敢上前，那不贝青着挨揍吗？
有一次挖沟，活儿很急，职工特意调我去，管理组特意要搭配一个干活儿不大灵的。一个上午要挖十米，我知道他不灵，我说我挖七米，剩下三米归你，到了中午我的七米挖完了，他那三米才挖了一半儿，我火儿了，一拳把他从坡儿上打得滚到了坡儿下，我又追，他吓得东逃西窜。结果那天午饭也没吃成，还是我把剩下的挖完了。这件事一直叫我后悔了好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