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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决定在这里开始他在三月份设想的救生计划。这个计划的代价是被他称之为“天才”、“民族的伟大儿子”、“千秋帝国的缔造者”的行走困难的那个五十岁人的性命。此刻他就坐在眼前，嘴角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元首，”鲍曼说，“我总是对您讲实话，甚至是最严酷的实话，无论它是怎样的……”
正是由于他从不讲实话、只是猜测希特勒想听什么进而在周围人的谈话中、在报纸的文章和广播节目中制造希特勒猜到的东西，希特勒才对他言听计从。
“所以，”鲍曼说，“请允许我现在，在为民族的未来进行决战的日子里，向您讲述已由事实证明的一些看法。”
“对，鲍曼，应当这样。”
“同您一样，我坚信必胜，无论我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盖世太保特别法庭正在城里行动，就地处决被敌人收买、惊慌失描的人和开小差的人，军队和党的法官们同他们共同行动。秩序是重要的。但是帝国北方和南方的大片国土暂时被分割。所以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您，恰恰是您，派遣希姆莱立即前往北方，到那里领导民族斗争。我认为，请求您将戈林派往南方是明智之举，让他在那里领导我们阿尔卑斯山堡垒的作战……但这不是全部，元首，您知道，民族视您比上帝还高超，丧失上帝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以此恫吓一下，无关紧要……”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希特勒身子稍向前顿。鲍曼立时感到元首清楚地知道现在要谈的是什么。
“您声明您将留在柏林，亲自领导直至最后胜利，与首都居民共存亡，这将鼓舞民族，给他们力量……戈培尔有个看法，如果全体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把力量投入斗争，那么元首就将引退。这是否有意义，是否能更有力恫吓那些动摇和逃跑的人？”
鲍曼放出了一个试探汽球。戈培尔是绝不敢讲这种话的，但这种观点需要更加牢固地灌输到希特勒的大脑中。应当加强这种看法，镇静地用“惊讶和克制”的谈话加以掩饰。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戈培尔，”鲍曼接着说，“可他绝不敢向您提出这类建议，因为这关系到他的部门的私利和我们的宣传工作……我斗胆把他的建议告诉您……”
“您认为这个建议有基础吗？”
“既然有人在固若金场的阿尔卑斯山堡垒等待您，既然您随时都能离开柏林，“鲍曼不慌不忙地说着谎言，“那么我认为这种追不得已的步骤，这种政治游戏也不无益处。”
“好吧，”希特勒答道，“我找机会公开表示这个意思……尽管，”他的两眼忽然闪出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锐利的能被理解的光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是落入敌人手中。到那时，他们会把我装在笼子里周游世界……对，对的，正是这样，鲍曼，我了解这些恶魔……那么，”希特勒也开始了自己的把戏，“也许我的确该有引退的意思？”
“元首，您不能这么想。我到城里去过，看到了人们的情绪，人们充满了争取胜利、粉碎敌人并将其全部赶走的坚定性；我听到了柏林市民的交谈，他们镇静、坚定，在唾弃吊在绞架上的叛徒尸体……此刻民族正是这样坚强，胜利必将来到，您真了解自己的人民！”
希特勒淡淡一笑，无忧地点了点头：“好吧，鲍曼，我找时间吓唬一下那些心惊肉跳的人。”
鲍曼向门口走去，希特勒轻声笑了起来：“不过，如果您对胜利的信心破灭了，我要履行诺言吗？”
鲍曼转过身，希特勒的右手用力揪住颤抖的左手，乞求地瞧着他，好象一个孩子不愿听可怕的故事，或者确切地说，是想首先知道结尾是令人满意的。
“如果面临失败，我将当着您的面开枪自杀，我的元首。”鲍曼说，“我的生命和命运同您联系在一起，牢不可破，您到您就想到了我自己。”
“街上的人们衣着怎样？“希特勒问。
鲍曼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想起大路旁的上千具尸体、饿死的孩子、倒毙在领面包的队伍中的佝偻的老妪，他想起了残垣断壁、道路上的弹坑、熊熊大火，还有绞架上吊着的士兵的胸前挂着的小木牌，那上面写着：“我不相信胜利！”于是鲍曼胆怯地回答：“春天总是使柏林人漂亮起来，我的元首。姑娘们经脱掉大衣，孩子们穿着衬衣在玩耍……”
“咖啡馆的桌子搬到街心花园了吗？”
鲍曼吓呆了：要是戈培尔向元首透露过一丝真情呢？或者给他看过盟军空军暴行的照片呢？
“没有。”他回答，目光始终盯在希特勒身上，“还没有，我的元首。人们在等待胜利，菲舍尔马克的渔民小酒馆和工厂附近的啤酒店挤满了工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不沾啤酒了。”希特勒说，“我讨厌啤酒……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喝得太多啦，难受得要死。从那时起我就害怕而且憎恨酒。我看到自己脸向下躺着，头发蓬乱，太阳穴难以想象的疼，鬃角淌着冷汗……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等我们站住了脚，我就把所有的酒鬼，还有他们的儿孙关进特种集中营。雅利安人中间没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追求理想，他们追求热病中的幻觉。这种幻觉使人变得软弱，成为贪婪的犹太人和残酷的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不过等胜利后，我要和您到菩提树下大街去，沿着菲德烈大街散散步．顺便到一个普通的小酒馆干上一杯冒泡的‘金得力’啤酒。”
半小时后，鲍曼的助手、旗队长山德尔叙述了他做戈林身边的胡贝尔上校工作的情况。
“帝国元帅表示了这个意思，”山德尔说，“一九二O年在隆重的晚会上出现的情景即将重现。如果元首同意去伯希特斯加登，那么斗争就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人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如果元首依然留在柏林，就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胡贝尔提醒戈林注意有关交战军队的两名士兵在横和谈判桌前交谈的传统。帝国元帅活跃起来，吩咐立即搜集历史上的出色范例。他对古罗马、沿铁卢和与苏沃洛夫将军远征意大利有关的冲突特别感兴趣。”
在此之后鲍曼召见了缪勒。
“计数器已经打开。”他边说边么暗堡的小办公室里踱步，“您务必让舒伦堡建议希姆莱向英美两方提出投降建议……”
“无条件投降？”
鲍曼对这种追问不满，尽管他明白缪勒有权问这个问题。他反问道：“您认为如何？”
“和您一样，”缪勒回答，“依我看，现在是说实话的时候，帝国部长。”
鲍曼点点头，向旁边笑了一下，问：“您想喝一杯吗？”
“想，不过我害怕。现在正是要保持绝对清醒的时候，否则会惊慌失措。”
“还有—个星期的时间由我们支配，缪勒，这就不少了。七天有“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也就是一万分钟。那我干一杯喽，您就眼谗吧。”
鲍曼给自己倒上酒，津津有味地品着。他说：“没有比伯希特斯加登产的巴伐利亚酒更好的了。醉汉的愉快而无所事事的感觉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缪勒有气无力地回答。他当然不知道，鲍曼高谈醉汉的快感是在报复希特动，报复希特勒残暴的行为、冷酷和不懂生活的欢乐，报复生活的各种现象。鲍曼为了失去的一切用这些话加以报复。他把自己同希特勒连在一起。权力只有是现实的才是有用的。你站在权力之颠，然而如果一切都崩溃了，那结局也就完全不同了。
“您为什么神情忧郁？”鲍曼又干了一杯，然后问。
结果缪勒用施季里茨的话作为回答——他立刻明白，此刻他讲的正是这些话：“我不喜欢成为游戏和的木偶，帝国部长先生。如果我不了解最终设想，我是不会干的……那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无用和渺小，这更可怕。”
“我一切都告诉您，缪勒。这在昨天还不行，甚至在一小时以前还不行，现在可以也应当讲了。我是个非左即右的人，这您知道。我不能在只有一个门的房间睡觉，可怕的事在折磨我。即使希姆莱同贝纳尔多特达成协议，没有我他也仍然无法控制这个帝国：因让党在他的党卫队之上，这很绝妙。其结果是我们可以找到控制他的缰绳，党的机构在我手里，盖世太保在您手里。戈林？未必行，尽管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的军官同样无法控制国家。他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控制。但这是思维的一个方式，一种可能性。第二种是：他们没有达成协议。那么我就要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我把一个有秩序、有实力的德国交给他。我对他说；‘请接受我们，否则您的盟国要拿走……。’您同莫斯科做的游戏进行得不错，不是这样吗？克里姆林宫得到有关同西方谈判的情报时，必然怒火冲天，他要在作为飞机基地的田野上清除阻碍飞行的杂物，然后开始突击……”
“这是两扇门。”缪勒说，“而它们都可能被封死。那时怎么办？跳窗户吗？”
鲍曼笑了笑，微微垂下眼脸：“只能跑喽。不过我们从一楼跳，缪勒。我们受过训练。不是头一回。‘窗户’就是我们的潜艇。阿根廷的基地已经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我们运动的地下司令部开始在巴拉那办公，斯特列斯涅尔将军在伟大的河流之间会给我们一块相当于盖森—样的土地，开始时这够用了。门格尔医生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什么吗？”
“那‘窗户’在哪里？”缪勒冷冷一笑，“我准备现在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