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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陆时雍提出好诗必忌“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也就是在气势、立意和声色上主张不要过分，适可而止。他另在《诗镜总论》里讥笑晋人的华言巧语，“专寻好意，不理声格”，可见，他比较注重诗的韵味和声调，不十分注重立意和情思要有多深。他所谓的诗之患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在材、情、言、景方面，主张不可太露、太滥、太尽、太乱，强调留有余地者为佳。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王士禛编选《唐贤三昧集》的原则是“神韵”和“妙悟”，特别重视神韵与声调的结合，不求立意和情思的深切，很着重全诗的韵味。他引悟本大师和达观的话，是用禅说诗，强调的是欲言又止的含蓄风格，如果是“语中有语”，便是死句，当是指诗要含蓄不露说的，言外之意要各人自己去体会。
《谈艺录》读本（一三）诗中理语
子才所称“诗中理语”，皆属人事中箴规。贺黄公《载酒园诗话》卷一以驳严沧浪“诗有别趣非关理”开宗明义①，曰：“然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东野《游子行》、韩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悯农济》②，真是六经鼓吹。”是亦只以“理”作道德解会。黄白山《载酒园诗评》卷上驳之曰③：“沧浪理字原说得轻泛，只当作实事二字看，后人误将此字太煞认真，全失沧浪本意”；卷下论陆鲁望《自遣》七绝又曰④：“此沧浪所谓无理而有趣者，理字只如此看，非以鼓吹经史、裨补风化为理也。”其驳黄公解“理”字太隘，是也。然于“沧浪本意”未知得否。沧浪以“别才非书”、“别趣非理”双提并举，而下文申说“以文字为诗，才学为诗”，“多务使事，必有来历出处”，皆“书”边事，惟“以议论为诗”稍著“理”字边际。所数诗流之“江西宗派”⑤，亦只堪示以“书”为作诗之例。南宋诗人篇什往往“以诗为道学”，道学家则好以“语录讲义押韵”成诗（参观第87页补订二）；尧夫《击壤》⑥，蔚成风会。真西山《文章正宗》尤欲规范词章⑦，归诸义理。窃疑沧浪所谓“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曰“非书”，鍼砭“江西诗病”也，曰“非理”，针砭《濂洛风雅》也⑧，皆时弊也。于“理”语焉而不详明者，慑于显学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朱子《答陈肤仲》书中语）。方虚谷尊崇江西派诗⑨，亦必借道学自重；严沧浪厌薄道学家诗，却只道江西不是。二事彼此烘衬。余姑妄揣之，非敢如沧浪之“断千百年公案”也。（544—545页） ①贺黄公：清贺裳字。撰有《载酒园诗话》一卷及又编多卷。
②元次山：元结字。孟东野：孟郊字。韩退之：韩愈字。李公垂：李绅字。均为唐代文学家。
③黄白山：清黄山字。撰有《载酒园诗评》二卷。
④陆鲁望：唐代诗人陆龟蒙字。
⑤江西宗派：宋代诗歌流派。宋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谱》，将反对西昆体，主张“无一字无来历”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三人称作江西诗派。
⑥尧夫《击壤》：宋邵雍字尧夫，有《击壤集》二十卷，是道学家的诗。
⑦真西山：宋代作家真德秀。撰有《文章正宗》二十卷，续二十卷。
⑧《濂洛风雅》：有两种，一是宋金履祥辑，六卷，选收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等道学家的诗；一是清张伯行辑，九卷，也是选收宋道学家的诗。濂，濂溪，指周敦颐；洛，洛阳，指二程。作为道学家的代表。
⑨方虚谷：元代作家方回号。
这一则举引袁枚的看法已很明确，即“‘诗中理语’，皆属人事中箴规”，也就是袁枚认为“理”就是人事中的规诫。贺裳认为“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并举元结、孟郊、韩愈、李绅属于教化类的诗，意在说明“理”不能废，也就是贺裳以“理”作道德解。黄山不同意袁枚和贺裳的看法，他认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不是很强调理，并举陆龟蒙的《自谴》七律三十首为例，这三十首诗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连贯，亦不如题目所云非“自谴”不可，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如“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他认为这类诗是属于“无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得“鼓吹经史”，以教化为理，这是对贺裳“六经鼓吹”对“理”解释过于狭隘的批驳，驳得有理，但不知是否合于严羽本意。
严羽的原话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强调的是“别材”“别趣”，是诗的艺术，而不是不要“书”、不要“理”，是在说明诗不同于文。若联系到他申明这个主张的话看，便很清楚他是针对什么，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显然，他提出“别材”“别趣”是针对宋诗的这些缺陷而说的，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宋诗选注序》），所以严羽提出“非关书”、“非关理”，主张诗“吟咏情性”、“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必追究所作是否“务使事”，用字是否“有来历”，押韵是否“有出处”。而这些缺陷在江西诗派中便很典型。南宋诗人又以道学入诗，将诗变成了押韵的公文或“语录讲义”，真德秀更进一步提出词章的规范必有义理。所以，这里认为：严羽的所谓“理”，正是“指南宋道学的‘性理’”；所谓“书”，正是指江西诗病。这样分开来看是由钱先生提出来，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看法。
《谈艺录》读本（一四）评袁枚诗论
（1）
（袁枚）《随园诗话》卷八言：“沧浪借禅喻诗，不过诗中一格。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七古长篇、五言百韵，即以禅喻，自当天魔献舞，花雨弥空，造八万四千宝塔不为多，岂作小神通哉。”《补遗》卷三引梅冲《诗佛歌》仿此。《补遗》卷一言：“阮亭好以禅悟比诗，余驳之曰：毛诗三百篇，岂非绝调。不知尔时，禅在何处，佛在何方。”按前之说浅尝妄测，后之说强词夺理。天魔之舞、天花之坠，亦须悟后方证此境。已得根本清净静虑，为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于意，了知于法，修轻举、柔软、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时有分，发生修果五神通等。此圣神通也，非圣神通，犹如幻化，唯可观见，不堪实用。参观《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①。《五灯会元》卷三庞居士偈曰②：“心通法亦通，十八断行踪。但自心无碍，何愁神不通。”盖静心照物，宿命记持，种种分别，皆随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万行庄严，如大摩尼珠具十种性，若纯取事相变幻，认为神通，有违真趣，能障般若。参观《宗镜录》卷十五③。以“天花天魔”取诗，则元相之称杜诗“铺张排比”。正遗山《论诗绝句》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者也④。子才识趣，无乃类是。沧浪才力甚短，自有侧重近体之病；故《诗法》篇谓⑤：“律难于古，绝难于律。”《诗辨》篇论诗九品，其五曰“长”，亦未必指篇幅之长而言；然长篇不尽神韵，非不须神韵，是则所谓“难”者，篇幅愈短，愈无回旋补救余地，不容毫厘失耳。按蒋心余好友张瘦铜商言《竹叶厂文集》卷九《题王阮亭禅悦图》第一首略云⑥：“严沧浪论诗，本色本妙悟。大约可小篇，吞吐含情素。”第二首略云：“陶公千载人，吟成菽粟味。菽粟非禅悦，饱便充肠胃。唐贤讽谕尚，冗长词则费。老杜生天宝，一饭作殻ъぁ４似裎蛩梢耘衅坊恪！币嗉此嬖安挡桌酥肌＃�198—199页）
（《随园诗话》）卷四复云：“白云禅师偈云：‘蝇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雪窦禅师作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寻。’二偈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参观卷二：“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签，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云云。与“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舍筏登岸”等宗门比案无以异，分明以禅说诗，何独于沧浪、渔洋有非难哉。子才不好释氏，或未读其书，苟曾一检《传灯》两录⑦，必多所印可。譬如陶篁村“磨砖作针”语即本《传灯录》卷五怀让禅师“磨砖岂得作镜，坐禅岂得成佛”之说⑧；白云之偈即本《传灯录》卷九神赞禅师一日见其师在窗下看经⑨，蜂子触窗纸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雪窦之偈即本《传灯录》卷十七道膺禅师曰⑩：“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子才不知禅，故不知禅即非禅，殊归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实契合于禅耳。余曩读《世说新语·文学》篇云⑾：“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塵易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又云：“殷荆州与远公论《易》，远公笑而不答”⑿；又云：‘支道林造《即色论》⒀，示王坦之⒁，坦之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⒂，谁能见赏。’”窃怪举塵无言，机锋应接，乃唐以后禅宗伎俩，是时达摩尚未东来⒃，何得有是。后见宋刘辰翁批本《世说》，评乐令举塵条云：“此时诸道人却未知此。此我辈禅也，在达摩前。”参观《文海披沙》卷一论“旨”字当作“指”，《郁冈斋笔塵》卷一驳禅机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