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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8年。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两年，但直到这一年才终于被彻底地否定了。这时，有很多的人在哭泣，有很多的人在欢笑，还有很多的人在呼喊或者思考。而我则选择了“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说一些什么。这种“说”便成了这篇小说的主旨。但那些话是说给谁的呢？鬼才知道。而我后来倒霉就倒霉在了这个“说”上：我说得太多了。
我在这部小说中说历史，说文明，说战争，说人生，还说到了哲学和宗教。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我所说的哲学却触动了许多的人。在李淮平和南珊的爱情故事中，有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了始终，它便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开始写的时候是没有的，但到终篇的时候，它鬼使神差地自己冒了出来。那是一个真正的幽灵，我的感觉就好像你若是不说出它，它就要让你永远地不得安宁似的。而就是因为它，我被人抓住了把柄。
我说不清我在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扯哲学干什么。在哲学诸多的特质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没意思。一个学生在考大学时要是想选一个最没有意思的专业，十个人会有九个人向他推荐哲学系。而一个姑娘要是想结识一个最没有意思的人，那十个人也会有九个人向她推荐哲学家。但在那时，我却正在为它而着迷。那是因为我在又一次看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后，我觉得我突然悟出了什么。
那似乎真的是一次大彻大悟。因为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我说，哲学其实什么也不能告诉你。那个倒霉的工人哲学家杜林正是因为试图用哲学来解释世间的一切而受到了恩格斯无情的嘲弄。这曾使我在困惑了一阵以后，突然地醒悟了。而就在这时，我开始动笔写我的那个烂故事。这个故事中似乎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胡讲一气。我便将我的那些心得（它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学习心得”）一古脑儿地写进了我的小说。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冲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那样热情地去讲大家似乎都已经不再感兴趣的东西。我将我认为是最优秀的那些论断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我的小说。其中有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唯一的只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个学派的东西。它们不可能再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当它发表以后，却招来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片讨伐与喊打之声。其实我知道他们批判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但我在争辩了几次以后，很快就意识到我应该住嘴了。
这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但是随着我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因为“文化大革命”和国际共运中的许多不幸历史而对以往的学说发生了严重怀疑的时候，我的尴尬又来自了另外的一个方面。于是我述说的愿望便在一个早晨崩溃了。这便有了我的沉默。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很多读过我这部小说的读者朋友在见到了我以后，都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了？”这使我无言以对。其实我不是不写了，而是写不出来了。不是由于任何人的限制与逼迫，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任何顾虑与躲避，完全是由于这种述说冲动的消失，使我不得不彻底地放弃了写作，而且一放弃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期待着生活中还会出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再次感觉到那种述说的冲动，可是我至今也没有等来。好在有些读者似乎至今还没有将我完全忘记。
其实我将会面临着一些什么，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比我更清楚。当我接到《十月》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从我正在服役的海军部队前往北京修改原稿的时候，我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生询问过《十月》的主编苏予：我写的究竟是不是一部小说？苏先生在听了我这个大头兵如此常识的问题以后，沉思了一下说：“问题不在你写的是不是一部小说，而在于你写出了许多人们想到或者还未曾想到要说的话。这些话说得很好，让人读了能够感觉到愉悦。而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艺术。”她没有告诉我一个关于小说的定义，但却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说：“你的手稿在寄到编辑部后引起了热烈的谈论，但所有的意见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这话很像是一种安慰和承诺。但我却并没有太听明白。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我才真切地领会到了她说的是什么。
随后我将相同的问题又问了中青社的编辑部主任王维玲。这位以豪爽闻名出版界的资深老编辑哈哈大笑，说：“这当然是小说！这不是小说，还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随后他就说了与苏予先生一样的话。他说：“这本书既然由我们出版社出了，我们就负全部的责任。今后再发生什么，就全是我们出版社的事了。”他想到的当然也是与我很不相同的事情。
但我的书会引起什么事，我并没有去多想。我只是松了一口气，对自己说：“哦，看来我写的真的就是那个小说了。”这使我很有满足感。但就在我关心着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发表和出版我这部小说的人们，却几乎都预见到了这篇东西将要引起怎样的风暴。
《十月》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都实践了苏予先生与王维玲先生的诺言。当风暴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但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而且为我争取到了来自最高层的理解与保护。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尽管我的作品被骂了个不亦乐乎，我本人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有这两家出版单位的损失却比“文革”后的哪一次坎坷都要惨重。
如今时过境迁，所有那些争论过的话题都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有些参与其间的很好的同志如今也已经不在人世。关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那些是是非非，今天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的事情。所以现在也早已经没有什么人还会关心我们当初曾经那么热烈地谈论过的哲学话题了。不关心就不关心吧，反正我痛痛快快地说过了。只是有两个问题至今都还常常会重新萦绕在我的心头，并且今后还可能会使我继续细细地咀嚼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很肯定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不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本被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权威一致认为是小说的小说不被我这个写了这本小说的人认为是小说？不知道它们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也一样的有趣。
缘 起
■ 叶广芩
1998年北京《十月》杂志编辑王洪先来电话找我约稿，我努力想象王洪先的模样，最终也没想起来，印象中《十月》的编辑不少，竟全被生鱼片遮断。一个大木头船，摆满了黄色的金枪鱼片，很有点乘风破浪的劲头。1998年夏天，我来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邓小平理论”学习班，《十月》编辑部请各地作家们吃饭。饭桌上除了我以外，各位的名气都很响，腕儿都很大，酒席上的人物比桌上的生鱼片还精彩。杂志社介绍了编辑部的编辑，我一个没记住，只记住了大木船里的生鱼片，因为那是我的喜爱。角色的无足轻重，吃得便自在轻松，吃出了到家的感觉，以致后来跟我打交道的《十月》编辑们都知道，叶广芩把《十月》跟生鱼片画了等号，糟糕极了！
1998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在北京的老胡同里转游，胡同的东端是我的家，残旧破败、四分五裂，再也拾掇不起来的家……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取暖需用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在冷风中蹲坑。纵然有丁香游廊，有花窗树影，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白天，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周围有高楼，商店里有暖气，我知道，京城的作家们都有着温暖安稳的家，我在这里属于“不入流”，心里沮丧而凄凉。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1968年，离开北京来到陕西，在西北的风沙里，我体会到了皇天后土的真正内涵，这是老天爷的赐予，是我在京城永远得不到的体验，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有一番滋味。
那天，在京城的硬风中，我走过了一个普通的小门，50年前那里经常站立过一个我们家熟识的女裁缝，一个母亲让我呼之为“大姑”的寡妇……想起了那个美丽安静的女人，我空对着残破的门站了很久，天空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大概是她为我的到来受了感动。院里两间小西屋依然存在着，那残缺的窗棂仍旧残缺着；一棵歪歪扭扭的枣树依然存在着，几十年的岁月仿佛也并未长大。一个中年男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出，相貌蠢笨……肯定的那女人是早已不在了。
这只是一个素材，一个不是谁都能得到的素材，拾掇这些素材是我的责任，我应当把它们记录并拓展开来，回到家就写了《梦也何曾到谢桥》这篇小说，寄给了向我约稿的王洪先。很快，王洪先就回了信，信写得很长，字也漂亮，笔画一丝不苟，体现了他的性情。他说这是他近来读到的很不错的一篇小说，从老北京题材说起，我们有了共同的话语，成了朋友，当然，我也永远记住了他的长相。小说刊出后，不少读者喜欢将它与我的家族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我们家也有14个孩子，有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就有人拉着我问“六儿”的事情，要看我的“水缎绿旗袍”，要去四合院拜访“老裁缝”……在人们说这说那的时候，我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讳莫如深地看着我，无言。
虽然无言，但是我知道，他们同样为那些凄婉哀怨的故事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