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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 那时， 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温度表（2）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系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比才（Alexandre C。L。Bizet，1838—1875）的著名歌剧。、《行吟诗人》系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著名歌剧。或《自由射手》系德国作曲家韦伯（Karl M。F。E。Weber，1786—1826）的著名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