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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他手持长矛冲刺。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可厌的、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现在也实在太过份了。加尔文写信通知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书商弗莱朗说他（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没有功夫读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他写信给法里尔：“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除此之外，他还破口大骂我。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他准备来这儿。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还是加尔文（在一封已丢失的信里）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已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在惊慌之余，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粑手稿还给我吧，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当需要它时，他就能摊牌。竞争双方都知道，在他们最后刻毒的话讲完之后，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在这时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现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向这样的人挑战，都是极端危险的。在这些方面，加尔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不象路德那样狂暴，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也不象法里尔的性格那样难弄。他的仇恨象剑一样刺目、尖锐、锋利，但并不象路德那样得自血统、气质、热情或怨恨。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德·拉·马合牧师写到他：“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字一旦印在他记忆的便笺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许多年过去了，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维特斯的消息，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牢记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安全地保管起来。箭矢在筒，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有几年功夫塞维特斯没有动静。他放弃了说服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起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兹温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他的就是对头的。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象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言部分的呼吁上：“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您是上天所赐，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由于出自内心的神圣的冲动，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在前几年，我作了第一次尝试。现在，因为时机业已完备，我必须从头来起。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愿我受难！”
塞维特斯在排印此书时所采取的防备措施，表明这位作者是很意识到他的作品正召唤来危险的妖魔的。一个大主教的常任医官，在一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发行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异端的书，这是何等危险的任务啊。不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他们的生命押在这莽撞的冒险上面。但塞维特斯乐于献出他行医的全部所蓄去激发起踌躇不决的合作者的热情。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搬到离此很远的、作者专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里去，想必是很花钱的。那里，无视宗教法庭的反对，那异端的论著由一些信得过的人排版印刷。他们都宣誓保密。书的末卷没有任何记号表出它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和发行的。然而塞维特斯在书的未页所印的日期的上面，灾祸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尔·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这就给宗教法庭的警犬们以证明原作者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正是这种非本职的工作使塞维特斯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残酷无情的敌手，貌似沉睡，实际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终保持着清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一张网眼越来越细密的网——将它的有效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国家。它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影响。在塞维特斯的书实际发行之前——甚至成千册书还堆在里昂仓库或者运往法兰克福书市场，并只卖出去如此之少的书，以致迄今只留下来三册——加尔文已到手了一册。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立即致力于一举消灭这个异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尔文展开反对塞维特斯运动的目的，是试图偷偷地“消灭”一个对手，那甚至比后来查佩尔高台（指日内瓦刑场）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为在仔细地读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极端异端的书以后，如果加尔文想让天主教宗教法庭对他的敌手下毒手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公开而诚实的方法。他满可以从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对这书。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内，天主教宗教法庭里教皇的仆人们，也会发现那坏书的作者。但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罗马教廷当局省却了寻找塞维特斯的麻烦，而且他是用最背信弃义的办法干的。加尔文的辩护士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要为他辩护，但他们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尝试反而有助于理解他性格上的阴险之处。就个人行为来说，加尔文是一个诚实的狂热者和一个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励着的人，每当有人怀疑他的教义时，或者在他看来，他的“事业”处于危急存亡时，他就变得厚颜无耻了。为了他的教义，为了他的宗派，他准备赞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几乎就在加尔文拿到塞维特斯的书的同时，加尔文的一个熟人，一个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国流亡者，从日内瓦写信给他的表兄弟安托万·阿尼，一个象他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在这封信里，特里在开头一般地叙述了新教的日内瓦怎样有效地镇压异端的一些计划，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国，这些异端杂草被允许滋生繁衍。（他将处处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接着，内容一转，从朋友间的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比如说在法国，在当局向一个异端下手时，他就会被烧死。
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但特里，这加尔文的心腹，写得更明白，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他的真名是米圭尔·塞维特斯，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仑努，是个开业的医生”，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阿尼，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立即把信交给里昂的宗教当局。里昂红衣主教以同样的速度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皮埃尔·奥雷处。这样，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从日内瓦发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仑努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想必是一个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