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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诸如转入地下更必要了，因为短暂的不露面，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名声将把他的个性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不劳他采取行动，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鼓舞了信心的人们才能行使的。凯撤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由于本人不在，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加尔文也是这样。
当驱逐批准时，加尔文的一切好象都已经完结了。他的组织被破坏，他的成果被粉碎。除了一个对强加于秩序的狂热意志的回忆和寥寥可数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正象那些在危险的时刻，具有能避免妥协，躲入暗处的人一样，他的继任者们和他的放手们，由于犯了和他过去所犯同样的错误而帮助了加尔文。当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市行政当局发现，很难骗到一、二个有奴性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果断行动可能使他们自己失去人心。他们准备放松而不是收紧缰绳。由那样的人占领布道台，那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们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重新慢慢地恢复勇气，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重新为罗马天主教征服日内瓦。情况十分紧急，而且越来越紧急。渐渐地，那些改革者们，因曾把加尔文想得太苛刻和太严格，而感到不安。他们自问：无论如何，铁的教规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为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由市民，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现在力主把他召回。市行政当局最后认为，除按公众的意见办理外，别无他法。加尔文所收到的第一批信息和函件，不外乎是谨慎地提一些问题，但他们立即清楚地急切地要那位传教士回来，这一请求由于热切的呼吁而得到了加强。市行政当局不再在信中称他为“先生”，而称他为加尔文大师，恳求他回来拯救他们摆脱困境。最后，困惑的委员们谄媚地写信恳求“他们的好兄弟和过去的朋友”恢复传教士的公职，写这公文的那些人宣称他们“决心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直到他满意为止”。
假如加尔文是一个不足道的、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他当然会对两年以前把他放逐出来，而现在恳求他回去的城市感到满意，但渴求攫取全部权力的他，是永远不会容忍折中办法的。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不被个人虚荣所动。他要的是权力，他个人权力的胜利。他不愿浪费片刻，让他的工作被任何世俗的权力所干扰。如果他回日内瓦，那么，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那就是约翰·加尔文的法令。
一直到日内瓦缚住双手，向加尔文卑躬屈膝，自愿臣服，他才答应在一个满意的地位上进行谈判。由于战术上的原因，他故作轻蔑之态，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开价。“我愿死一百次，也不愿重蹈早期痛苦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不愿向他的敌手跨出一步。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在加尔文面前，用隐喻恳求他回来，以致连他最接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了，他写道：“难道你还要等石子也哭喊着要你回来？”但加尔文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最后，市行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并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规”；他们写信到斯特拉斯堡城当局，要求城里的教徒兄弟们把这一责无旁贷的人让给他们；日内瓦在整个世界并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加尔文终算让了步，他宣称，假定给予他绝对权力的话，他准备接受他原来的职务。
就这样，象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并尽一切可能缓解他的不高兴，为使加尔文的要求可能在事先得到承认，过去严格的法令又迅速地重新强制执行了。小市行政会弄到一处合适的、带有花园的、装修得非常漂亮的房子给加尔文。现在他的来到已是众望所归了。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重新进行了翻造，以便加尔文可以更有效地传道，可以让每一参加仪式的人都看得到他本人。荣誉接踵而来，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前，一名使者从日内瓦启程，在半路上欢迎他并带去城市的祝福。自由市民出钱，将他的家属隆重地接来。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四轮马车开到科纳文门。群众聚集起来以盛会迎接这归来的流亡者，在欢迎声中，加尔文进了城。现在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他要象一个陶工塑造粘土那样不停地工作，直到他按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这个城市为止。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
第二章“教 规”
当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进入科纳文门时，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无数的心灵、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地”生活时，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这似乎够简单的。但是细细一想，疑问就出来了。上帝的意志是怎样被认识的呢？上帝的指示从何处可以发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那儿。而且只有在那儿，在永恒的《圣经》中。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愿和旨意。这些经典由于意外，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上帝明确地把不成文所传的写成了文。这样，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并被人们铭记在心，福音先于教会、高于教会，凡真理皆无所不包。因此，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度里，上帝旨意，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信仰、法律和生活的体现。《圣经》作为一部书，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全部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圣经》就是始终，就是首尾。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
就这样，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看来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众所周知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井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塑造基督。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它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正象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使它永远保持稳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复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仅作为一劳永逸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罗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说，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它即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释外，其他的一概无效。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会。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他就该倒霉；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对上帝。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自由思想，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凡独裁者在开始时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但理想总是从企图实现它的人那里取形上色的。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创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好的方面的解释）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