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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甚至对于穿着礼服、并无恶意的学监，她都毫不同情。她认为，所有这些伪装都在运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事先未向妇女征求过意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令她深感厌恶的。理论上，她拒绝与他们合作，有时在事实上也如此。她不愿进入委员会或在倡议书上签名，其理由是妇女坚决不能宽恕这个由男人创建出来的烂摊子，也绝对不能接受男子间互相授受的，或从他们可怕的盛筵中扔出来的权利的碎屑。如同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吕西斯忒拉忒，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组织了一场“性罢工”，试图通过拒绝性生活，让她们的丈夫回心转意，使斯巴达和雅典城邦之间的战争停止。，她撤退了。
以我的判断，这种极端的女权主义里有着一些老掉牙的东西，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头一个十年，亦即弗吉尼亚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时的青年岁月，那时男人们亲吻女孩，为的是将她们的注意力从对投票权的渴望上转移开来，这很可能把她给激怒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抱怨的事物少了许多，因此她继续发着喋喋不休的牢骚，看来纯粹是源自她的习惯了。她公正地抱怨，指出尽管妇女今天已经赢得从事各种职业以及贸易的权利，但是当她们力图升迁到最高职务时，通常又会遭遇来自男士一方的阴谋诡计。可是她没有察觉到，这种阻力正在逐年变弱，并且无论如何，不久以后女性都将变得和男性一样强大无比。她对过去很敏感，对于现在有时却不通情理。然而，在此，我是从一位男性，而且是从一位老年男士的立场说出这番话的。关于她的女权主义，最好的批判者既非年长的男士，甚至也非耄耋女士，而应该属于青年女子。如果她们，如果佛纳姆女子学院的学生们，认为这种女权主义表达了某些现存的悲哀，那么她们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她感到自己不仅是位女士，而且还是一位贵妇人，这一点使她对社会的态度更加显得扭曲。她对此直言不讳。从出身和教养来说，她确实是位贵妇人，而且也没必要对此胆怯害怕，不必假装好像她的母亲成了洗衣工，或者她的父亲莱斯利爵士曾是某个泥水匠的助手。工人阶级里的作家经常谈到自己的出身，并且因此而受到读者的尊敬。很好，她也常常提到她的出身。她的恃才傲物——因为她确实是个势利的人——所拥有的，与其说是自大，不如说是勇气。这与她那永不满足的诚实之心紧密相关，和克拉莉莎•；达洛卫不同，她的势利并不是泰然自若、装模作样，而又不知不觉地陷进了那张最好的扶手椅里的那种样子。它更像凯蒂（Kitty）与罗布森（Robson）一家去喝茶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傲气；它竖立在那里，像一个谁愿意谁就可以瞄准的靶子。在为《我们所知道的生活》（这是一部由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MargaretLlewelynDavies＇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1861～1941），女权主义者，“妇女合作社协会”（theWomensCooperativeGuild）的领导人。编辑的关于工人阶级妇女的传记集）所作的导言里，她对由此引发的批评是抱正视态度的。“你不可能成为达拉谟（Durham）的贾尔斯夫人（MrsGiles），因为你从未在洗衣盆里站过，你的双手也从来没有做过揉搓擦洗的活计，没有剁碎过任何为矿工的晚餐而准备的肉块。”这并不能消除人们的敌意，也不是为了消除敌意而写的。如果有人告诉她，只要她愿意费心，毕竟还是可以了解到矿工在晚饭时吃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肉的，那么她会反驳说，这样做无法帮助自己将肉剁开，而且人们不是通过了解事物，而是通过真正做事情，才能进入那些劳作着的人们的生活之中的。不过她是不打算去切肉的。她会将它切得非常糟糕，也会浪费时间。当她喜欢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事情便是写作的时候，她也不会去干揉搓擦洗的活计的。面对“你是个幸运的贵妇人！”这样的嘀咕时，她回应道，“我就是个贵妇人”，于是便继续写她的文章了。“不会有更多的贵妇人了，听见了吗？”她听见了。既不带一丝敌意，也没有一点讶异或者惊慌，她听见了这些话，她的笔杆挥动得越加迅速了。因为，这看来是可能的，如果要消灭那些吹毛求疵者，那么让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人理解她对世界的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拼凑成一本书，这样做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倘若她不去做这件事，就没有其他人会去做。达拉谟的贾尔斯夫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贾尔斯夫人写出来的东西会大不相同，而且也许会写得更好，不过她写不出《海浪》，或者罗杰•；弗莱的生活。
这里存在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冷酷，只要冷酷值得人们仰慕。其中没有什么同情，我也不认为她是富有同情心的。对于个人、工人阶级以及别人来说，她可能很迷人，但是真正推动她前进的动机却是她的好奇心和诚实正直。我们必须记住，对她来说，同情意味着一个可怕而令人身心疲惫的过程，不是轻轻松松便可进入这种状态的。它既不是半个克朗，一句和善的话语，一件好人好事，也不是慈悲的布道或者上帝般的姿态；它等于将他人的悲伤增添进自己的痛苦之中。怀着一定的幻想，却又禀着完全的严肃态度，她这样写道：
同情心我们是不能有的，最为贤明的命运女神也这么认为。倘若她那业已不堪承受忧伤重负的子女，即将再承担起同样的负担，即将在他们的想象力中增添他人的苦痛，那么大厦就不能拔地而起，道路便将成为杂草丛生的野径而就此中断，音乐和绘画也将戛然而止，唯有一声沉重的叹息将会升入天堂，而占据人类的情感将会只剩下恐惧和绝望。
这些话，或许道出了为何她无法对达拉谟的贾尔斯夫人表现得更加亲热、更有人情味的原因吧。
脱离劳动阶层和工党，进一步加深了女权主义所带来的冷漠，因而她对社会的态度便显得清高且生硬。她既热心也无所畏惧，但却极其厌恶表现友好之情。她不愿对媒体作出任何妥协，所以“让我们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吧”这样的话，在她看来无非是骗人的花招罢了。对待大众——只要那样的团体存在——她是非常友善的，但是她并不会向那些擅自将传达民意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因为在报纸和收音机里这样解释民意而获取报酬的中介敬献花束。这些中介终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虽说这个圈子比起他们不知疲倦地加以谴责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要大一点，但在人性的海洋里，它也只不过是小小的水滴而已。既然仅仅是个水滴，而且它的影响也与其“尺寸”形成相应的比例，那么她就没有什么理由必须博得它的好感。
“现在，让我进行最后的概括说明。”伯纳德在《海浪》的最后部分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所不能做到的，我已经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她的素材如此丰富多彩，而又如此相互矛盾，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是可以进行批判的最佳时期。我已经尽我所能，阐述了她的很多方面，从她写作的方法谈到了她的著作，从她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面临的问题，谈到了她那既是妇女又是贵妇人的身份所招致的困惑。我谈论她的时候，同样怀有她所希冀的那种坦坦荡荡的情感，唯有这种直率，才能最好地表达大家对她的敬重。然而，该如何把所有这些节点组合起来呢？它们所构成的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再次引用伯纳德说过的话语。“我有一种幻觉，”他说，“好像在刹那间被什么东西给粘住了，它有形状、重量和深度，它是完整的。目前看来，这似乎就是她的生活。”伯纳德说得非常好。不过，正如在前面被引用的段落里罗达所说的那样，以上那些话语仅仅属于比喻说法，是对具体物质的比喻，而人们想得到的，却是潜藏于其表象之下的东西。唯有这种东西，才能让人感到满足，也唯有它，才能充分表达我们的思想。
无论最终的形式如何，我敢肯定，它是不会让人沮丧的。和她所有的友人一样，我深深地怀念她——从她开始写作起，我就已经认识她了。不过这是一件私事，我想在这个场合，不太适合用来对她表示哀悼。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出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她以崭新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她在黑夜的映衬下，将英语的光芒进一步扩展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都是事实。这样一位艺术家的墓志铭，不能由头脑庸俗或者哀伤消沉的人士来撰写。这些人很想写，其实他们也已经写了，可是他们的话却毫无意义。还是应将她的事业看做成功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做是更加明智、更加安全的。她战胜了通常被称为“困难”的东西，而且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战胜它们的：她赢得了战利品。我有时把她的作品看成一排小小的银色奖杯，它们熠熠生辉。我想，她的墓志铭应该这样书写：“这些战利品，因为思想战胜物质，战胜自己的敌人同时又是朋友的物质而赢得。”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伦纳德•；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本文参见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家与个性》（VirginiaWoolf：WriterandPersonality），载《听众》，1965年3月4日，第327~328页。——原注
伦纳德•；伍尔夫
伦纳德•；伍尔夫对妻子的这篇简要描述，是1965年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当时他正在撰写自己篇幅庞大的自传。在其自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形象自然会显得更加丰满。他的这篇记述虽然有些简洁，但伦纳德还是十分有力地概述了自己对弗吉尼亚的写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