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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英国人！”——这话对英国人已不再适用了——难道英国不是唯一允许言论自由的国度么？然而，从这句牢骚倒可以看出，他并不像许多传记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对自己的同胞胸怀本能的热爱。他的同胞经常使他感到困惑和震惊。在乌黑浓密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目光凝固，他如同自己当法官的父亲那样威严，就要宣布判决了，他对查尔斯•；霍姆斯（CharlesHolmes）查尔斯•；霍姆斯（1868～1936），画家、批评家，曾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爵士说：“你在助长人们天生的兽性。”这位无辜的爵士，只不过给了他一本有关垂钓的书，在其中回忆了与他为伴时的某些尴尬片刻。但是，如果说他不合群，他却又非常友善——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顽固不化的友善”。友人在他心中至关重要，为了和他们相聚，他甚至可以放弃在乡村之间或画廊之间漫步的欢愉。春来秋往，他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很想彻底远离英国，就这么一直游荡下去，到西班牙，到摩洛哥……”可是最后总是这样结尾：“如果你们这帮倒霉蛋愿意待在伦敦，那么伦敦肯定还会把我拽回来。”
如果将这些朋友列举出来，可以组成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会有众多社会名流——画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不过，名单中还会出现不少鲜为人知的人士——火车上相识的旅人、客栈里邂逅的住客、疯疯癫癫的诗人，以及忧心忡忡的大学生。通常，这些人的姓名早被忘却，对他来说，名字的意义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他偶尔也会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但回家时必定神情沮丧。（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他写道：“你的老朋友拜访了那位风度翩翩的王子……可是带着又一个业已破灭的幻想回来了——他现在知道，所有的贵族实际上只不过是群百无聊赖者而已，所以再也不愿遭他们的罪了……这个所谓的王子，曾经一度是他在这片贫瘠的海岸上绝望地撒出的最后一张网。”他还梦想过这样的好社会：在那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谐相处，气氛融洽，大家在阳光下畅所欲言。可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梦想。人民太贫穷，他们拥有的时间过于窘迫，而且英国人几乎不怎么具备在公共场合讨论一般性问题的天分……
而在伦敦，他不再那么雄心勃勃了。对他来说，伦敦的魅力在于：在这里，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组织各种小型聚会，让旧友新朋得以相见，哪怕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溜走。因为，如果名字变得日益无关紧要，那就意味着人本身越来越重要了。对他来说，朋友究竟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是如何从生活的一端到另一端，始终奔波在友情的长途上的？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件里，他又是怎样突然夸起自己的朋友来的？这些内容，都不是长长的名单所能传达的。如果某些朋友——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1862～1932），英国作家、学者，著有《希腊的生活观》等。、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MacCarthy）德斯蒙德•；麦卡锡（1877～1952），英国评论家、文学编辑，著有多卷评论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一。、瓦奈萨•；贝尔、菲利帕•；斯特雷奇（PhilippaStrachey）菲利帕•；斯特雷奇（1872～1968），英国女权主义者，被称为“皮帕”（Pippa），利顿•；斯特雷奇的姐姐。、莫隆夫妇、他的妹妹玛杰里——显得特别突出，那是由于他们各自身边围满了背景迥异、语言迥异的其他朋友，以至于要想再从他们之中作出选择，或者要想列举他从其中每一位的身上究竟有何获益，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与这些朋友相处，确实是他主要的快乐。搬到伯纳德大街时，他曾写道：“你们可曾意识到，咱们将能够举办多么欢乐的小聚会吗？”一个这样的小型派对，足以说明此类聚会的所有特点。
客人来到时，发现他在写作。他废寝忘食，正打算完成一篇讲稿。但是，他欣然搁下手中的笔，同来访者交谈起来。房间里乱七八糟，一如既往：墨水瓶和咖啡杯，校样和画笔，不是堆在桌上，就是撒在地板上。还有那些画儿——有些装裱好了，有些则斜靠在墙根。其间有安德烈•；德兰（AndréDerain）安德烈•；德兰（1880～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画的雪中斑点狗，有马蒂斯画的泊靠港湾的蓝色船只，有各式黑人面具和中国雕像，以及多种多样的盘子——从珍贵的波斯瓷盘，到在集市上仅以一个旧便士捡回来的廉价土制盘子。这里总有些新鲜玩意可看——一幅新画，或者一小片木版，从上面还可隐约看出人的脸庞——这很可能是乔托（GiottodiBondone）乔托（1267～1337），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所画的但丁肖像，还很可能在给但丁送葬的行列中被使用过。室内十分拥挤，尽管罗杰•；弗莱极度敏感，但对物质享受却淡漠得出奇。椅凳已然破旧不堪，对面地铁站里，电梯无休无止地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弧光灯从外面大街上射进来一束光线，而被他美其名曰“伯纳德大街的赞美诗”的，则是隔壁扬声器里刺耳的喊叫声。可是，这些全都无关紧要。他在描述其中一次聚会时写道：“晚宴办得很成功。那些喧闹的野鸭子，不过是些小无赖，我们的朋友真的并不挑剔。”他在信中继续写道：
晚餐过后，我们围绕“存在”，亦即善良是否具有绝对性的命题，展开了一场剑桥使徒式的讨论。夏尔（莫隆）和我代表现代科学，我们揭露了奥利弗•；斯特雷奇（OliverStrachey）奥利弗•；斯特雷奇（1874～1960），英国音乐家、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的兄长。和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Woolf）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主要著作有《播种》、《成长》和《重新开始》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伍尔夫夫妇于1917年共同创办了贺加斯出版社（HogarthPress）。神秘主义者的本质。他们既接受不了事物与人性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对性，也不相信孤立地看问题的不可能性。真是稀奇，想要挖掘出中世纪对于万物的“物质性”进行思考的思维习惯，认为万物存在于各种联系之外，这是多么困难啊！而且事实上，它们的“物质性”并没有任何意义……可怜的奥利弗，一想到自己身处此类困境，他便感到恐怖万分。……那次讨论非常愉快。各种自由批评，首先将哲学辨析得丰富多彩。除了大家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给予同情之外，奥利弗被攻击得遍体鳞伤——当他说“可是真正邪恶的人是——”之时，新一轮围攻便应声而起，直逼得他满世界地奔逃……
幸运的是，年轻一代——他的子女及其友人们的子女，正在茁壮成长，并将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他注意到，“他们完全缺乏敬畏之心”。在他这一代人的培养下，孩子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早在他们幼年时，他便教他们配制美丽的蓝绿色硫酸铜溶液，或在塞有黏土的陶管里制造煤气，让他们掌握化学基础知识。他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们的某个派对上，全身佩戴着从伍尔沃思（Woolworth）零售店借来的链条和煎锅，这身奇装异服闪闪发光，正如它们一贯具有类似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容置疑地产生了堂吉诃德式的效果。之后，他会来到孩子们在剑桥的宿舍，回想起当年自己对长辈说话的态度，欢快地大声喊道：“他们一味高谈阔论，只注意自己的兴趣和快乐，全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但在这里，他错了。他们完全意识到了他的在场——注意到了他的幽默、他的古怪、他的“宽广的严肃性”以及同样宽广的制造快乐的力量。他可以一头扎进自己的癖好或正在思考的问题中去。他会让孩子们帮他翻译马拉美（SéphaneMallarmé）的作品；他会以“极端的贵格派的严谨和理性的诚实”，与他们无休无止地辩论上几个小时，而且他还会下国际象棋，通过下棋引导他们理解他自己的美学理念。“他特别善于帮人找回自信心”，其中一位叫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朱利安•；贝尔（1908～1937），诗人、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瓦奈萨•；贝尔的儿子，1935年被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1937年死于西班牙内战中。的大学生写道：
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别人的见解总是十分尊重，甚至尊重到了愿意讨论它们，或者如果他不赞同的话，就驳斥它们的地步。……他同别人分享思想所带来的快乐。……他能分析诗歌，能让人看到正发生着什么，那种能力对于我们是特别有用的。……我从没有遇见过像他这样能将自己的快乐如此慷慨地让他人分享的人。……他似乎总是准备着尽情享受周遭的一切：食物、美酒、人、风流韵事。有他相伴，我从未感到过无聊。他永远不会衰老，也永远不会令人生厌。
罗杰•；弗莱回复了这些恭维。对于朱利安•；贝尔本人，他深怀喜爱之情——称其为“自詹姆斯•；肯尼斯•；斯蒂芬（JamesKennethStephen）詹姆斯•；肯尼斯•；斯蒂芬（1859～1892），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堂哥。以来，我所认识的最高尚的人”。对和这位青年及其朋友的交谈，他至今记忆犹新，并且进而感到，与年轻人在一起的自在惬意是和同辈人为伍时绝对享受不到的。年轻人使他意识到，“从自己这代人的立场出发，我早就风尘仆仆，行程也已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