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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住宅是每个移民的梦想，如同仆人想拥有自己的城堡一样的梦想。到这里来的欧洲人对郊区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再也不要住在公寓里！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所有人普遍的渴望。杰克·罗森塔尔（Jack Rosenthal）：《外部城市：美国郊区骚动概览》（The Outer City： An Overview of Suburban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s），选自马苏迪与哈登，前引书，第269页。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拥有私人住宅的“普遍的渴望”早期出现在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前殖民城市。这些国家土地资源富足，城市居民利用土地优势很快地迁居城市边缘。到190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规模扩展的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西班牙观察家评价说：“它简直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许多城市的连接组合。”在随后的整个20世纪，这种趋势没有减退。詹姆斯·R斯科比（James R Scobie）：《1870～191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Buenos Aires： Plaza to Suburb； 1870…191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191页；查尔斯·S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1870～1930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间演进》（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ater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70…1930），坦佩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74，第123～125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1930年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骤然下降，澳大利亚大城市周围郊区的发展和美国郊区一样迅速，在墨尔本和悉尼，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反对郊区化趋势，但人口照样被吸引到了文化相对滞后的地区。一位作家善意地写道，请“澳大利亚人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牛津澳大利亚史：中间路线（1842～1968年）》（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121～124页。
英国和现代“花园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摧毁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人员有意识地寻求将伦敦市中心拥挤的工业及人口向郊区转移。1943年首次启动的阿伯克龙比计划，重点强调发展“新城”，城外绿地环绕，旨在扩展首都的周边面积。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36页；哈透格：前引书，第103页。
这个计划只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但随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汽车使用量的增长，伦敦向郊区迁移的速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加快。1980～2000年，英国人口增长虽不明显，但建设面积却增加了两倍以上。理查德·罗杰斯、理查德·伯德特（Richard Rogers and Richard Burdett）：《让我们把更多的东西添进城市》（Lets Cram More into the City），摘自《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00年5月22日出版。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在2000年大约有70％仍然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向调查者反映，他们更喜欢住在其他地方。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财产：减速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Property： A Slowdown Will Mean a Steadier Market），摘自《卫报》（The Guardian），2000年10月28日出版；《大都市的音乐》（The Music of the Metropli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7年8月2日出版。
伦敦这个头号国际化都市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郊区化趋势最为突出。二战后，伦敦周围向不可能在城市中心拥有自己住宅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提供了住所。伦敦外城60％以上的居民拥有住房，是靠近城市中心人们拥有住房比例的两倍。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伦敦》（London），选自马太·多甘与约翰·D卡萨达（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主编《大都市时代》第二卷《大型城市》（The Metropolis Eras； vol 2； The Megacities），加利福尼亚纽伯里公园，传奇出版社，1988，第105页。
寻找实现“普遍的渴望”改变了区域的基本地理状况。1960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人口开始流失，而整个地区，尤其城市周边人口增长十分明显。哈透格：前引书，第121页。就像HG威尔斯一个世纪以前预言的那样，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甚至是中部正在迅速地变成伦敦广阔而分散的郊区。以致像肯特郡和康沃尔郡这样的曾经距离遥远的农村地区，也异想天开地想成为伦敦的住房供应市场。并非所有到乡下的人都要每天通勤，有些人一周内通勤两到三次，而平时在家里或卫星城的办公室里工作。亨利·特里克斯（Henry Tricks）：《逃离城市》（Escape from the City），摘自《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2003年10月12日出版。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4）
西欧的郊区化
尽管西欧的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着强大的偏见，反对郊区发展和人口的低增长，但从这些城市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式。皮艾特罗·S尼沃拉（Pietro S Nivola）：《风景的规则：政治如何塑造欧洲和美国的城市》（Laws of the Landscape： How Politics Shape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出版社，1999，第27～28页；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Peter Marcuse and Ronald van Kempen）：《结论：已改变的空间秩序》（Conclusion： A Changed Spatial Order），选自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主编《全球化中的城市：新的空间秩序？》（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0，第260页。20世纪80年代，马德里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人口下降，而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人口急剧膨胀。曼维尔·巴伦苏埃拉与阿纳·奥利维（Manuel Valenzuela and Ana Olivera）：《马德里首都城市与大都市区》（Madrid Capital City and Metropolitan Reg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57～59页；格莱伯：前引书，第126～132页。这种趋势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非常流行。尽管德国的城市规划者对中心城市社区比较偏爱，但也无法阻挡郊区化势头。杰弗里·M迪芬多夫（Jeffry M Diefendorf）：《美国对西欧的影响：跨大西洋视角中的美国化与西方化》（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学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
在1970至1997年之间，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人口急剧膨胀，向外延伸了30到50英里。就业随之向郊区迁移，导致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减少，郊区地区就业人数增加。汉堡的发展模式与此类似。哈透格：前引书，第110～116页。
英国和美国一样，人口外迁反映了拥有住房是“普遍的渴望”，这一梦想只有在城市周边新开发的住宅区得以实现。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讨论》（Discussion），选自《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前引书，第278页。
欧洲城市的隔都现象
对城市犯罪的恐惧等诸多负面因素，也开始加速了欧洲主要城市人口的分散。埃里·利尔（Eli Lehrer）：《逍遥法外》（Crime Without Punishment），摘自《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5月27日出版。 在一些城市，这种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移民涌入城市造成的，他们多数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新来者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劳动力缺乏而招募来的劳工，其中大多数人留了下来，随着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或者失业状态。简·拉思（Jan Rath）：《族裔音乐主持人的游戏？阿姆斯特丹移民企业和小环境的延续》（A Game of Ethnic Musical Chairs？ Im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Alleged Formation and Succession of Niches in the Amsterdam Economy），选自索菲·鲍狄…杰德特与马科·马蒂内欧（Sophie BodyGendrot and Marco Martiniello）主编《欧洲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动力》（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Exclusive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洪德密尔贝辛斯托克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欧盟需要外国劳工但憎恨他们的成功》（EU Needs Foreign Workers but Resents Their Success），摘《印度人》（The Hindu），2001年8月3日出版；《犯罪与政治》（Crime and Politics），摘自《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2年3月18日出版。
在许多地方，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的30％到40％，如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长期以来，这些城市地区非常平静，而现在这些移民的怨恨与日俱增，有时带有暴力成分。荷兰的埃德伍德·博默夫（Eduourd Bomhoff）和奈伯（Nyber）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詹尼弗·埃里克（Jennifer Ehrlich）：《慷慨的荷兰对移民似乎不那么慷慨》（Liberal Netherlands Bees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