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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格雷罗和萨拉·普利斯特茂。他们的贡献对本书至关重要。
这里尤其要向两位毕业以后仍然帮助我的助手致谢。埃里克·欧祖那对本书的整体，尤其是对关于他的母国墨西哥部分的研究助益良多，他现在已回到位于得克萨斯州麦克艾伦的家乡。还有尊敬的卡伦·斯佩彻牧师，他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中心作用的观点，甚至影响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向佩博丁大学的主要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前校长戴维·达文波特； 还有阿尔尤·克罗、布拉德·查韦斯、布里特·戴诺、玛丽安· 塞勒、詹姆斯·威尔伯恩以及我的同事迈克尔·夏尔斯。
有关城市的研究还受益于米尔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罗斯·迪沃和苏珊娜·特林巴斯。这里要专门提到的是黄华跃； 他对中国历史部分的写作贡献颇多。我还要感谢伊斯兰城市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阿里·莫达雷斯教授。戴维·弗里德曼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帮助我构思了关于日本的内容。另外我还要感谢我在新美洲基金会的同事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 他的友谊和对洛杉矶及移民的理解助我甚多。我还要表达对罗伯特·卡尔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一直愉快地为我维护和设计电脑网络，书亦不能成。
在罗伯特·斯科特、戴维·弗莱明和布鲁斯·阿克曼的帮助下，我为圣费尔南多谷经济联盟所做的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洛杉矶的了解。另外，我很荣幸能够为洛杉矶经济开发公司做项目，并与马特·托利多、李·哈林顿和杰克·凯泽共事。在《洛杉矶时报》（“内陆帝国”版“内陆帝国”指加州东南部内陆地区，主要包括圣贝纳迪诺县和里沃塞德县。译者注。），我还有幸和拉胡拉研究所及内陆帝国经济伙伴关系机构合作，尤其是史蒂夫·庞特尔和特里·乌姆斯。此外，从现就职于南加州大学的凯文·斯塔尔那里，我得到了很多关于加利福尼亚以及有关城市的全面知识。
我对其他当代美国城市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在不同地点工作的经历。在很多时候，我都得到了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和密歇根大学工作的好友——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的帮助。草稿写成以后，北卡罗来纳大学克南研究所的约翰·卡萨达也提出了及时的批评和鼓励。
担任顾问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很多有关城市运作的第一手资料。我很幸运地同圣路易斯的区域理事会及商业协会取得联系，了解了美国中部的一些城市，期间曾得到迪克·弗莱明、罗伯特·科伊和德比·弗雷德里克的大力帮助。安德鲁·西格尔、戴维·沃尔夫和休斯敦的鲍勃·拉尼尔市长帮助我了解并重视墨西哥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与CEO Praxis的负责人德洛尔·齐默曼共事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大平原地区小城市的活力；与莱斯利·帕克斯的一起工作对我了解圣何塞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等城市至关重要。
在纽约，我很幸运地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纽曼研究所的一员，并有幸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及主任亨利·沃尔曼进行多次交谈。我还要感谢纽约城市未来中心的尼尔·克莱曼、乔纳森·鲍尔斯、金·诺尔、诺埃米·阿特曼以及中心“2004美国主要大都市未来研讨会”的同事们。
我也曾获得来自欧洲的帮助。应特别提及的是，我获得埃德伍德·博默夫和鹿特丹市的资助，得以造访了解那个伟大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吉尔特·马克和保罗·布林克引导我认识了这个现代商业城市的重要先驱。我还要感谢帮助我了解蒙特利尔的里昂·格拉伯叔叔以及诸位巴黎亲友。
在亚洲，我对已故的日本老师德山次郎亏欠很多。虽然他已离我而去，但他的思想却与我同在。我的朋友文森特·迪阿乌一直是我了解中国最新发展的信息来源。
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我的朋友弗雷德·西格尔对我的帮助无疑是最大的。他是纽约库伯联盟全称为“库伯推进科学艺术联盟”，也称学院。译者注。的城市史教授，我们曾共同出书。在整理筛选资料过程中，弗雷德关于城市史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史的知识时常为我指点迷津，并适时地对不确的观点提出质疑。
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不得不忍受我没完没了的抱怨，有时甚至是拍案之怒，其中包括我的兄弟马克，谨以此书献给他，还有我的嫂子帕米拉·帕特南以及我杰出的母亲洛雷塔·科特金。最后要特别感谢给予我无限灵感、永远耐心的爱妻蔓迪和我可爱的女儿、对一切都好奇的阿里尔·谢利，以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新添的小女汉那·伊丽莎白。希望将来这两个年轻的都市人能多多给我们写信。
序前言
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曾经注意到的，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埃吕尔写到：“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丹尼斯·帕迪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斯·厄德曼斯出版社，1970，第5页。为了产生一种新型的人造环境，城市建造者们忙碌不已，从中美洲到中国，到北非，到印度，再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他们构建了社会和道德的秩序，超越了此前制约人类关系的老式部族间和亲族间的联系。
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第一个命题是，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等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经评论的那样：“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城市生活：新世界的城市展望》（City Life：Urban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World），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5，第49页。
*本书开头提到的16世纪贝尔纳尔·迪亚斯的日记以惊人的方式宣告了这一命题。作为追随科尔特斯墨西哥城前身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征服者，一西班牙海军大将。——译者注征服墨西哥的士兵，迪亚斯邂逅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族城市：浩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天的墨西哥城。该城居然展示出只有在欧洲城市如塞维利亚、安特卫普或君士坦丁堡才能看到的种种特征。
像欧洲城市一样，特诺奇蒂特兰城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宗教中心、一个神圣的地方而立足的。它位于一个具有天然屏障、安全的地方，可以培植复杂的城市生活。这座巨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也曾自诩有巨大的市场，该市场尽管提供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异域物品，但像大西洋彼岸城市的市场一样，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种共性在今天全世界的城市都可看到。东亚、英格兰东部或洛杉矶巨大郊区的治安警力、商务中心、宗教设施都按同样方式运作，在大都市发挥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甚至拥有共同的建筑模式。在这里，对城市的“感觉”几乎无处不在——繁忙的街道上，非正式的市场上，高速公路交汇处，都有同样快节奏的速度；同时，也能够感觉到希望把城市做大做出名、享有独特市政属性的需要。
很多城市史学者都把这种现象认定为一种特殊的城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的密集而居，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都是其缩影。但我的定义要宽泛得多，我试图把很多新的、横向扩展的大都市区，诸如我现在所居住的洛杉矶和世界上迅速发展着的实际上高度分散化、多极化的大都市区，都包括进来。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城市中心不同，但这些新的城市区域就其本质性特征而言，依然可看成是城市。
这就使我们推导出对城市的第二个命题：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均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蔓延的城市，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保持着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或是古代的民间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是其物质城市的基础却已经被侵蚀了。这就促成新的历史现象的产生，即出现了没有传统的所谓繁荣但仍能保持增长的大城市。
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东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即使按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
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解释是，在世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核心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地位在迅速下滑。今天，这些高档城市常常吸引游客，以及在其高端商业服务业做事的上层人口、那些为此提供服务的人，还包括流动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可能又流向其他地点。这些短暂繁荣的城市似乎把其最高希望寄托在时新、超然、精当等转瞬即逝的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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