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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汉代制度，地方官每年定期将管辖区域内的户口、生产、赋税、治安、司法等情形编造文书，逐级上报朝廷，称作“上计”。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进行考察考核，以为评定等级，决定升降赏罚的标准，称作“考课”。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前106）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
汉武帝在位时，曾经频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415年。其中卫绾汉景帝时即任相，汉武帝任命的丞相计12人。除田千秋继续在汉昭帝时代担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汀翊砺抑滤溃膊皇粲谡Ｋ劳觯�3人被免职，2人有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自杀及下狱死的丞相有：
李蔡，任职2年，有罪自杀；
严青翟，任职2年又10月，有罪自杀；
赵周，任职2年又7月，下狱死；
公孙贺，任职11年又3月，下狱死；
刘屈氂，任职1年又2月，下狱腰斩。
加上窦婴免职后弃市，以及田汀钦Ｋ劳龅奶厥馇樾危卟愎僭笔艿窖侠鞔χ檬咳绱酥啵芏热绱酥螅诶飞鲜强涨暗摹Ｓ捎谪┫嘣鹑沃卮螅钟邪榫绨榛⒌奈Ｏ眨锖卦诔醢葚┫嗍本谷徊皇苡＄贰Ｋ低诽槠蚝何涞郯Ц妫撼汲錾肀弑桑源泳握桨奥砥锷涠伲拍苁翟诓荒苁と卧紫嘀啊：何涞酆蜕肀咧畛季谷欢嘉卸淅帷：何涞鄯愿赖溃骸胺銎鹭┫啵 惫锖夭豢掀穑涞燮鹕砭蹲岳肴ィ锖赜谑遣坏貌痪腿巍Ｋ强吹焦锖胫罄畈獭⒀锨嗟浴⒄灾苋硕际窍嗉桃蜃锎λ溃焖湟郧鞯弥绽希欢捕啻卧獾胶何涞垩源浅庠穑谑怯切拟玮纭Ｗ笥沂檀游仕裁床豢暇椭埃担褐魃舷兔鳎枷虏蛔阋允视Γ缘Ｐ某懈褐卦稹Ｎ掖哟怂闶峭炅耍 �
公孙贺是汉武帝当政时丞相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有11年多，但是也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位，最后竟然全家都被处死。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公孙贺的命运，也和卫皇后色衰，卫氏家族势力败落有关。
杨生民《汉武帝传》讨论汉武帝用相，指出：“从汉武帝即位到去世共换了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五位基本上属于正常免职和正常死亡；有七位属于不正常死亡；一位是武帝死后托孤留任的。丞相处于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武帝与丞相的关系，反映了他恩威并用的坚毅、果断而又严酷的性格。”
第三部分李陵案例（1）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少年时就任侍中建章监，担任了卫青出击匈奴立功之前曾经担任的职务。他善骑射，谦让待士，汉武帝以为他有李广之风。曾经率领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又平安归还，拜为骑都尉。汉武帝让他率领勇敢之士五千人，于酒泉、张掖地方操练备战。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李陵曾经率部接应。
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于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准备派他为李广利军护送辎重。李陵叩头请求，希望自当一队，往兰干山南吸引匈奴单于部队。汉武帝说：你是不愿意统属于贰师将军部下吧！我此次发军数量多，没有骑兵可以调配给你。李陵表示不需要骑兵，愿以少击众，率步兵五千人冲击单于王庭。
汉武帝安排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于半道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前伏波将军，羞于为李陵担任后援，于是上奏说：方今正是秋季，匈奴马肥，不便出击，臣愿让李陵等待春季，我们一同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大胜。
汉武帝看到上书，心中愤怒。他疑心一定是李陵后悔了，不愿出兵，而怂恿路博德上言。于是诏示路博德：我本来要给李陵骑兵的，他自己表示要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你迅速引兵走西河，阻挡钩营之道。
汉武帝又诏示李陵：以九月出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察敌情，如果没有敌军，从赵破奴故道行抵受降城休整，及时派驿骑通报军情。你跟路博德是怎么商量的，如实上报。
应当说，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错误的。以往汉军出击，都是在春夏之季。秋冬正是匈奴南下季节。这时匈奴马队的机动性最强，而汉人不耐严寒，作战不利。而他这一错误决定的背景，是对李陵的没有根据的猜疑。
李陵遵命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扎营。他绘制了沿途山川地形图，派骑士陈步乐回长安报告。陈步乐受到汉武帝召见，述说了李陵的近况，汉武帝十分高兴，拜陈步乐为郎。
李陵部队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主力。匈奴三万人围攻李陵。李陵部杀匈奴数千人，匈奴又调动周围兵力，合军八万骑兵攻李陵。李陵军中受伤三处者载于车上，受伤两处的驾车，受伤一处的持兵器继续作战，又斩杀匈奴三千。军中箭矢用尽，士兵斩断车辐，持之力战。在最后关头，李陵令残余部众分散突围，自己被追兵俘虏，自叹“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
汉武帝得知李陵降匈奴，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群臣都斥骂李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申辩，却因此遭受了极具人身侮辱的腐刑。
汉武帝又听信李陵为匈奴教练部队的错误传言，杀死李陵全家，致使李陵决心不再返回汉地。
唐人刘湾的《李陵别苏武》诗，试图写述李陵当时的复杂心境：“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唐人胡曾的《咏史》组诗中有《李陵台》一首，其中这样写道：
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
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
诗人看来并不否认李陵兵败降敌的错误行为，但是内心似乎依然把他看作一位“英雄”。同时相信他会“更筑高台望故乡”，面对胡天冷月，思念自己的故国。
汉武帝的暴政酷刑灭杀了多少英雄？
“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样的历史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颜异以“腹诽”罪被判处死刑。
颜异因廉洁正直，由基层官吏升任大司农，主管经济事务。他对于汉武帝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引起汉武帝不满。酷吏张汤与颜异素有成见，正好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张汤审理此案时，竟然以“腹诽”定了颜异的死罪：“（张）汤奏当（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据《史记·平准书》说，从此之后，有了“腹诽之法”。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三笔》卷二有“无名杀臣下”条，其中说：“《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专制帝王要杀臣下，其实是不必寻找什么理由的。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张汤杀颜异。论者最后感叹道：“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腹诽”，《汉书·食货志下》写作“腹非”。“腹诽”，是心中的异议。“腹诽之法”的出现，使得专制政治的残酷和无理，更上了一个等级。
第三部分李陵案例（2）
张汤是使颜异致死的主要责任者。但是他不久也因法律的严酷而陷于死地。有人揭发，张汤办案时挟嫌报复，草菅人命，又有经济关系方面的污点。在审理时，张汤自杀。然而他死后，发现其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正常俸禄所得。他的亲属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却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焉！”于是出葬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得知张汤葬礼简朴，断定他因诬陷致罪，于是诛杀了揭发张汤的丞相府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受到牵连，下狱后被迫自杀。这也许是一个错案又引带出了另外的错案。
在汉武帝时代，法令极其严酷。据《汉书·刑法志》说，当时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法网越来越繁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律文书堆满了办公地方的书案和书架，主持司法的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通读。
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冤狱纷生，不知有多少人不平而罪，不平而死，特别是没有权势，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下层民众。其中，自然很可能也有一些本来可以促使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前行的“英雄”，被暴政和酷刑灭杀了。结语：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