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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从文化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当前普遍持有的文化历史观念是有其严重的不足的。它无法真正描述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无法较为确切地感受并评价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同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一样，不仅有着历时性的关系，同时也有着共时性的关系。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有着历时性的意义，同时也有着共时性的意义。一种文化学说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与诸多不同的文化学说的关系中共时性存在的。它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在这种共时性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但这种共时性的结构同时有其再生的能力，外来文化可能成为文化再生的触媒，但人的创造性却始终是这种再生能力的根源和基础。就其产生，文化有其现实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而被人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由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中，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学说是在跳跃性的断裂变化中产生的。它与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在时间上不是连续不断、在空间上不是融为一体的。老子的哲学思想不仅仅是此前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的继续和积累。在《老子》成书之前，没有一个老子的哲学学说；在《老子》成书之后，就有了老子的哲学学说。在这时，老子的哲学思想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一部更完整的哲学著作中的一章，而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学说。鲁迅思想也是这样：在鲁迅之前，没有鲁迅思想；在鲁迅之后，才有了鲁迅思想。这个过程是跳跃性的，不是连续性的。它不是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思想共同结构成的一种更宽泛的思想。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都是“继承”着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想的，但他们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不是等同的思想。它与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思想在时间上是有间断的，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的思想在空间上是有间隙的。这种时间上的间断性和空间上的间隙性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由人的创造性带来的。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必须经过特定个人的主观想像力和独立的思维过程才能被实际地创造出来，它不仅仅是已有事物的自身连接或重新组合。它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产生而后被直接送入现实的文化历史的，它在这个世界上同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失去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交融性。鲁迅小说同苏曼殊的小说不是直接相连的，鲁迅思想同胡适思想不是融为一体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说鲁迅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的是断裂性的变化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把这种“断裂”视为一种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视为对中国文化独立性的戕害。实际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这跳跃性的“断裂”过程中实现的。没有这种断裂性的变化，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这种“断裂”，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就叫做“革命”。但是，这种“断裂”只是一种新的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现象，中国文化迄今为止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由鲁迅一个人的思想构成的，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五四”以后产生的新文化构成的。我们的图书馆里不仅仅有鲁迅的书，也不仅仅有“五四”以后出版的书；我们课堂里讲授的不仅仅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仅仅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作品。我们的城市里不仅仅有现代的建筑物，我们的农村里不仅仅有“五四”以后形成的新风俗，我们的政治结构不是按照鲁迅的设计建构起来的，我们的经济家不是按照鲁迅的思想进行经营的。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体。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是鲁迅在这样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中与其他各种文化成分所构成的共时性的关系。就这个文化的整体，是没有断裂的。中国文化至今还是中国文化，而没有变成美国文化或俄国文化。正像太阳天天发生着内部物质的裂变而太阳还是太阳一样。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的超越性特征。文化，就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现实需要，但它一经产生，就具有了超越性。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具有超越性的，语言文字作品超越了时间上的瞬间性和空间上的一隅性，使一种思想学说能够跨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进行广袤性和久远性的运动。老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老子的死亡而死亡，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孔子的死亡而死亡，我们至今可以通过《老子》、《论语》等著作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不同时代产生的文化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共时性的文化结构中，并发生各种形式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超越性同时也表现为流动性。文化是可以流动的，它不仅在时间中流动，同时也在空间中流动。过去我们说思想是有阶级性的，但思想绝不仅仅有阶级性，它还可以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做空间上的流动，并且在这种流动中发生各种形态的变化。儒家思想产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但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个封建帝王的思想，也可转化为广大无文化的群众的思想，并依靠他们得到持续的传承。与此同时，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永远是一个有前提的研究，而不是一个无前提的纯客观事实的研究。鲁迅不是像西湖、庐山这样的物质性的存在，他是以自己的作品为载体的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他的存在是离不开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接受的。鲁迅可以被我们所抛弃，也可以被我们所接受；鲁迅可以被我们这样接受，也可以被我们那样接受。我们抛弃了鲁迅，鲁迅与中国文化就没有了任何关系。我们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有了关系。我们这样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有了这样的关系；我们那样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发生了那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被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的。我们对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阐释得有一个思想前提，那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追求。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个站在中国文化的外部静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学者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内部，身受着这个文化结构的束缚，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必须以不同的形式整理和阐释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应当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只要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