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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旦《与神对话》第一部出版了，我的意图就变成要看到它被放在尽可能多的人的手里，因为我相信它包含了对所有人类都很重要的资讯。记得在它发生了两周后，伯尼·；席格医师在安那波里斯演讲有关医药和灵性的联系，在他的演说中，他说：“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都在跟神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将我的对话写了下来，事实上，我下一本书就叫作《与神对话》，而它是关于一个男人问神他所有过的每个问题，而神给了他答复。他并不了解所有的答案，并且甚至与神小有争执，那么他们就有了这个对话。那曾是我自己的经验。”
每个听众都咯咯笑了——只除了一位年轻女性。
我的女儿。
那天珊曼莎“刚好”在听众中，所以在第一次中场休息时，她就赶快跑到讲台去。“席格医生，”她上气不接气的说，“你真的要写那本你谈到的书吗？”
“当然喽，”伯尼笑了，“我已经写了一半了！”
“哦，那非常有趣，”珊曼莎努力地说出口，“因为我父亲刚出版了一本和你描写的丝毫不差的书，连书名都一样！”
伯尼睁大了眼。“真的？那真太有意思了。虽然我并不惊讶。因为一旦一个想法‘在那儿’，任何人都能连上线。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都该写我们自己个人的圣经。我很愿意和你父亲谈谈这件事。”
因此第二天，我与在康乃迪克家里的席格医生谈上了话。我们分享彼此的经验，发现他的确在写我刚出版了的同样的书。但在那时，我并没看出所发生的事之完美性，却落入了恐惧中。我开始想像最糟的景象：在伯尼的书出来两个月之后，人们才会在某处的某些书架后找到我的，而指控我抄袭他。
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不好意思与他分享任何这类的想法。终究，我自己的书曾警告人们关于建立在恐怕上的想法，一再的说要抛掉负面念头，而以正面的取代之。伯尼仁慈的说他很想读读我的书，而我答应寄给人他一本，当我挂上电话时，我试着应用一些正面的思维。但有好几个礼拜，我都是在担忧与讶异之间摆荡。讶异的担忧的反面。有如“担忧”是对某些令人烦恼的东西，它则是对某件“神奇的”东西。现在的这些日子里，我有了很多的讶异——那就是说，以我的脑力制作了很多神奇。但在那之前的日子，我则仍然有半数的时间是陷在担忧里的。
但有一半时间的讶异也必须够了，因为你知道伯尼做了什么吗？他不但重改，并重新命名他的书——而且他还反过来替我的书背书呢。他是第一位替《与神对话》背书的名人，而这对书的销售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读者们对一个先前没出过书的作者可能会感到不安。现在看出我所制造出的价值了吗？
朋友们，这就是风度啊！那是一个“大”人的行为，他知道他抬举一个人类伙伴并没有任何损失。纵使那个人类伙伴踏过了所有和他同样的地盘，研究同样的领域。而这个男人，他能不只是说：“嘿，这种有够我们所有人用的空间。”还甚至“我要给这个人一些我的空间”呢！
从那以后，我对伯尼有了另一层面的认识。我们甚至一同做了几次发表会。他实在是个值得人爱的人，眼中闪耀的光采足以照这每个房间。那是无私无我的光采，或我从来以我个人的“速记法”，称这为“伯尼因素”（the Bernie Factor）。
当你像伯尼一样的走过人生，抬举每个你触及他生命的人，你的眼睛也曾闪耀发光。显然这必然是“有益的”（beneficially）活着的意思。
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常常说：“所有真正的利益都是相互的。”这是个伟大的教诲，因为当我们利益别人时，我们也利益了自己。差不多一年前，我认识了一个男人，他就完全了解这一点。
盖利祖·；卡夫（Gary Zukav）住在离我家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我们——盖利和他的性灵伴侣琳达法兰西丝，以及南茜和我常在我南奥立冈的家中聚会。有一次，在晚餐间，他告诉我，十年前他如何写了《新灵魂观》（The Seat of the Soul，方智能出版社出版）的事。当然，我很熟悉那本书，并且在出版不久就读这了。他也写了《物理之舞》，两者皆大卖，而盖利突然间成了名人。除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外。在他的心时奉承只想要与任何别人一样的被对待。但畅销作家并不被容许那样，所以盖利做了有意识的努力，将自己挪出光圈之外。他“消失了”好几年，婉拒演讲的邀约和访问的要求，反而撤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思索他做了什么。他的书真的有贡献吗？它们值得这么受注意吗？他会增添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在所有这些中他的地位何在？
当盖利在与我分享他的经历时，我了悟到自己并没花时间问自己那些样的问题。我只是一鼓作气的往前冲。我知道我必须从那些给他们自己时间对更深的议题做更深的探讨的人处学习，而我也意图如此做——虽然我并不知道如何或何时我会有这种机会。
现在让我们先把时间往前跳十个月。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赶一班往芝加哥的飞机。而我就是在机舱里认识了盖利，祖卡夫的。我们“刚巧”赶上了同一班飞机，并且被安排坐在同一区内，虽然我们是为了全然不同的理由去芝加哥。而当我们在走道上闲聊时，竟发现我们被安排住在同一间旅馆。OK，我对自己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不是又一个那种“巧合”呢？
当我们抵达旅馆后，我们约定了一起用餐。那时我正在写你现在正在看的这本书，但进行得并不怎么顺利。每件事都停顿下来了。所以，那天在我们浏览菜单时，我告诉了盖利这些事。我告诉他我很担心，因为我在本书中谈到了我自己的人生故事。而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们会不会感兴趣。
“他们所感受兴趣的东西是真理。”盖利简单的说，“如果你讲轶事只为了讲轶事，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但如果你描写你人生里的经验，以便分享你由它们中学到了什么，它们就变成了无价。”
当然，他安静的补充说，要做到那样，你必须愿意完全展示你自己。你无法藏在某个角色的后面。你必须愿意是真实可证的、透明的，并且说出事情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并没由一个大师的位置回应一个人生境况，那要说出来。如果你做不到你自己所教的，要承认它。人们能由中学习。
“所以，”盖利说，“讲你的轶事，但永远要把自己以及把你学到了什么放在里面。然后我们才会继续读你的故事，因为它变成了我们的故事。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全都走在同样的路上。”他温暖的笑着。
那时候的盖利·；祖卡夫已又回到了公众的眼光中，接受了欧普拉（Oprah。译注：美国近年来最红的脱口秀，欧普拉为中年黑人女性。）节目的邀请，现在甚至还参加作者签名会和演讲了。而他关于灵魂的那本书又卷走重来成了畅销书。
我问他他是如何处理他的盛名的。当然，他了解我实际上是想向他要一些忠告，关于我可以如何处理我自己的。所以，他想了一会儿，他的眼光有那么一下子变迟钝了，而我眼看着他的心神去了别处。然后，他再一次安静的说：
“首先我必须找到我的中心，我的内在真理，我的真实的自己。我每天都在寻找这个。我积极的寻求它。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又去找它了。我由那儿进入我所做的每件事，不论是我的写作，或一次传媒的访问，或某处的一个简单的签名会。举例来说如果我在上欧普拉节目，我就会试着忘记我在跟七千万人说话。我必须一直跟正在我面前、正在摄影棚里的听众讲话。而如果我从不放弃我的中心，我就能与自己对准频率，而那也使得我与其他人以及在我周遭的每样事物对准频率。”
无疑的，这必须是“和谐的”（harmonioursly）过生活的意思。
我确实的情况是，自从《与神对话》三部曲出版，我的生活的确很令人兴奋——令人兴奋的部分之一，是我了解到大多数有名和重要的人并非是不可接近、不可亲近及自我膨胀的，如我有时所想像的那样。而且事实刚好相反。我曾遇见过的高知名度的人，都是奇妙的“真实”、敏感关心人的——我渐渐明白，这些是出人头地的人的共同特质。
有一天，我家的电话铃响了，是艾斯那（Ed Asner）打来的。他与艾伦伯恩斯汀（Ellen Burstyn译注：美国六零年代的名女演员，演过“爱丽丝不再住在这儿了”等。）
一起听过《与神对话》的录音带。我们谈起那天早上“华尔街日报”上首页八排字对我的痛抵。“嘿，”艾德鸣不平地说，“别让他们影响你，孩子。”我可以感觉到，当他知道这必然是我的低潮期而试图给我的一些鼓励的话时他能量的改变。我告诉他，为了回应这篇打击我的文章，我正要写一封信去给报社。
“别写，”他说，“别那样做。那并非你是谁。我有一点点知道报纸想把你撕裂成碎片的做法，”他低低的笑着，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自己知道。继续紧跟着你是谁，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他们会回心转意的。他们全都会回头。只要你保持住你是谁。别让任何人或任何事将你拉出了你的真实。”艾德·；艾斯那就像盖利一样。是个温和、有爱心的人，他们完全了解真实性，并且实践了它。
莎丽·；麦克琳（Shirley MacLaine）也一样。
我是经由当时“早安，美国”电视节目的娱乐版通讯记者钱道尔·；威斯特曼（Chantal Westerman）见到莎丽的。那天我们正要为《与神对话》拍一个专访，而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