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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5期-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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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却最后以自杀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实原因,大都聚焦于这个话题——母语。母语国度的沦丧和母语环境的失落。他在绝命书中如此叹息:“我在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亡的故乡欧洲已经自我毁灭……”在铺陈了这么一大番失语苦痛以后,你忽然发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去面对那个“失语失根者”的先天劣势;母语,不但不是你融人“主流”的障碍,反而成了你在此间“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同时,即便在一个占据着最优位置的一流学府那些聪睿透顶的学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样昂起母语的骄傲头颅,用母语去传道,授业,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间乐土。——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因此,我的老诗人同事郑愁予先生,曾一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语言教学的。可是,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的职业了!我的个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则为此说过一番很动感情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见《生命的嫁接》)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占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煌煌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及评述》,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炫故事吧?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的写作,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作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个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吃吃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三十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过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渎”,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轶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一把汗了。——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梁”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西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好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醉酒开车”的麻烦。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康正果据说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心叵测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人,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十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 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五十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游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 
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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