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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道德标准却是从一些与格林威治村毫无关系的条件中产生的。事实上，这些条件也并不真正是新的东西。总有一股放荡淫逸的潮流，即使在清教主义全盛时期也是如此，这股潮流在漫无节制的美国找到有利的气候，只是由于牧师的罚入地狱的讲道和定居于新国家的艰苦生活才使这股潮流受到遏制。老波士顿、普罗维登斯、康涅狄格的农业地区都有下流社会。清教主义之所以在美国变得力量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在于它不得不强大以击败它的敌人。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中，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清教主义的力量已经在逐渐减弱；而战争本身则是清教主义的危机和失败。
在战争时期的激荡而狂热的气氛中，一切道德标准都松弛了。这不仅是就那些在军队里服役，和我同龄的青年而言，他们由于种种事件而产生了改变：他们的姐妹和弟兄们也通过另外的方式受到影响。他们的父亲们也许不在家，他们的母亲们在制作绷带或者在陪寂寞的军官跳茶舞，于是这些男孩和女孩可能为所欲为。他们第一次可以不让人陪伴而去参加舞会，可以驾驶家里的汽车，谈情说爱时就把汽车停在路边，可以过了半夜才回家，有点微醉，也没有人在走廊里责备他们。他们利用这些偷来的自由——的确，可以说这场道德革命始自中产阶级孩子们的反叛。
但是所有一切都共谋促进了这场革命。禁酒开始了，它给一些新的做法加上了一层非法的迷人光彩；由于能赚钱，也有人乐于实施这些新的做法；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了哲学依据，使得受压抑成为不时髦的事；更晚一些时候，色情杂志、电影、甚至讲坛都宣传那种已经悄悄发生、并且无须斗争便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在这一切事情上，格林威治村都没有插手。即使格林威治村根本不存在，这场革命也仍然会发生，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它的发展过程决不会相同。在反叛方面较有经验的格林威治村赋予运动以形体，创造出运动的风尚，并提供使这些风行一时的作家和插画家。至于美国的商业界虽然事先并无计划，却不失时机地利用形势，开拓了香烟和化妆品的新市场，并且认识到在广告版上和电影院中，现在最有效的感染力是性感。
在商业的推助下，格林威治村的道德标准传遍全国。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头发长了再剪短；她们经历了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她们从恋情结交谈到节育，一面在午餐的两道菜之间吸烟，她们是在那些和格林威治村的茶室一样的用黑色和桔红色装饰着的茶室里进行午餐的。四十岁的人受到了年轻的一代的影响：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过量地喝杜松子酒，互相和彼此的妻子谈情说爱，并谈论自己的神经质。房屋装修得都像艺术家的工作室。速记员参加交谊会，学着老板、老板的女朋友和女朋友的丈夫的榜样。“交谊会”的概念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喝杜松子鸡尾酒，互相调情，跟着留声机或收音机跳舞和议论不在场的朋友，这种交谊会实际上成了美国最流行的风俗之一；谁也不会去想一想交谊会在美国的历史是多么短暂。交谊会由1930年法国的浪漫主义者所举行的“狂欢作乐”发展而来，但由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引入美国——这是在来自科科莫的推销员和堪萨斯城的较年轻的乡间俱乐部会员采用交谊会以前的事。
不管你转向何处，格林威治思想都在深入人心：甚至连《星期六晚邮报》也受其影响。远在废止禁酒法案以前，《星期六晚邮报》就开始在禁酒问题上摇摆不定。《晚邮报》允许在它所刊登的故事中提到饮酒、爱抚行动和夫妇之间的不忠贞；《晚邮报》的插图中出现吸烟的妇女。全然是异教的产品——化妆品，卫生纸、香烟—— 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晚邮报》的广告栏，可是《晚邮报》仍然继续大声疾呼，反对格林威治村和穷文艺家的不道德行为。《星期六晚邮报》甚至幻想它在那场漫长的战役中已经获胜。它不止一次地宣称格林威治村已经死亡并已埋葬：“可悲的事实是，”1931年秋的《星期六晚邮报》写道，“格林威治村是一个大失败。”也许格林威治村果真处于垂死状态——对此我们难以肯定，因为艺术家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是很难消灭的。然而，如果格林威治村果真濒于死亡，那它是由于胜利而死。它之所以濒于死亡，是因为它很受欢迎，坚持要在它那里住下的人太多了。它之所以濒于死亡，是因为妇女们在布朗克斯的街上吸烟，在奥马哈喝杜松子鸡尾酒并在西雅图和米德尔城参加棒极了的交谊会——换句话说，是因为美国商业和整个美国中产阶级都已经格林威治村化了。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我们这伙青年人（1）
3．我们这伙青年人
可是，当我最初到那里去居住的时候，格林威治村正遭受着一场危机。人们都在谈论1916年的美好日子。看来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参战以前，格林威治村里有两股混在一起的潮流：其中的一股潮流现在已经绝迹。格林威治村里有两种类型的反叛，个人的和社会的——或者说美学的和政治的，或者说成是对清教主义的反叛和对资本主义的反叛——我们可以扼要地把这两种反叛称之为穷文艺家主义和激进主义。可是在战前的日子里，这两股潮流很难区分。穷文艺家读马克思著作，所有的激进分子都有点穷文艺家的味道：似乎这两种类型的人在为同一的目标而战斗。社会主义、自由性爱、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诗——群众把所有这些信念混为一谈：所有这一切实行起来都有实际的危险。独眼大汉比尔·海伍德，这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①的库克罗普斯②定期在梅布尔·道奇的星期三夜晚聚会上出现在各种诗人和立体派画家之中；这些人听着他的缓慢的演讲，可能会想象自己是置身于克达伦的斗争③之中。在1915年的面包暴动期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把他们的总部设在第十街上的玛丽·沃尔斯的艺术工作室里；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们很可能在联合广场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缠着血渍斑斑的绷带到自由俱乐部去朗诵史文朋的作品。自由俱乐部是格林威治村的社交中心，正如两种倾向都代表的《群众》杂志是格林威治村的智力中心一样。
但是战争，特别是征兵法，把这两股潮流分开了。人们突然被迫决定自己是哪一类的反叛者：如果他们仅仅是清教主义的反叛者，就可以继续安全地生存在威尔逊先生④的世界之中。政治反叛者在那个世界之中可没有容身之处。其中的一些人屈服了，参加了争取民主的进军，在阿干折和布尔什维克作战，或者自告奋勇去帮助情报机关监视他们从前的朋友，并把有关他们的汇报用打字机打出，送到军务局长办公室。另一些人回避兵役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有一些从前的唯美主义者和他们会合，这些唯美主义者突然发现他们也是政治反叛者，还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见解，进了利文沃思监狱。不管他们走哪一条道路，几乎所有1917年的激进分子都让所发生的事件挫败了。穷文艺家的倾向在格林威治村得到胜利，人们不再谈论革命，而是谈论精神分析。《群众》杂志在被查禁之后改用《解放者》的名称复刊，没过多久就让位于《花花公子》、《异教徒》（这些名字就足以说明它们是什么货色）和《小评论》之类的杂志。
战后，格林威治村里尽是些从前的人。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制造军火赚了大钱；从前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他们正准备开非法酒店；从前的贵妇人，她们离了婚或成了寡妇；从前的主张妇女参政者，她们因站在白宫前示威而遭逮捕；从前的凭良心行事的人，他们从利文沃思监狱假释出来；从前的飞行员和为了冒险、寻乐而参军的人；从前的社会工作者，德国间谍，罢工领袖，诗人，社会主义者日报的采访部主任，等等。但是那些1914—1917年在格林威治村工作过并赋予这个聚居地以新特性的杰出的外国艺术家与积极的工会领袖一起消失了。现在除了哀叹时代衰微之外，似乎没有人在干任何事情。一时间，格林威治村里找不到青年人。
但是随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或士兵复员退伍，每周都有青年人来到。青年人来到之后首先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俱乐部的最终解散。
自由俱乐部的会员们已经纷纷退会或不付会费。作为偿还债务的措施，俱乐部表决通过举行一次舞会——不是那种在韦伯斯特厅举行的普通舞会，而是一个大型舞会，在上城区的舰队司令饭店举行，有壮观的表演，卖出几千张入场券，不发免费入场券。可是到后来入场券当然是免费送掉的。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人都指望被邀请参加村里举行的每一次正式集会，就因为他们有居住权，于是自由俱乐部被迫屈服于群众的要求；群众一面要求，一面还威胁要打破大门冲进来，要闹事。
我们拿到一些免费入场券，用其中的一张带一位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年轻小姐参加舞会。
在舰队司令饭店举行的这次舞会在格林威治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那么多的年轻人参加，那样兴高采烈，那么多的人喝酒，不是像从前那样安安静静地喝，而是发狂地想喝个痛快，享受一番。半夜以后，舞厅里到处都发生些小骚动。劳伦斯·维尔认为人人都叫他感到讨厌，他极有礼貌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中有些人不愿意被说成是自鸣得意——四名侦探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扔出大门；他留下了一大把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