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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我们的信念的发源地。在法国，诗人们费几天的时间来辛辛苦苦地写出一节诗，就在此时收房租的人砰砰地敲门；在法国，像古尔蒙那样的小说家一面像隐士一样地生活，一面想象出远胜于生活中所可能有的金色的诱惑和百依百顺的情妇；在法国，福楼拜描写过“那种穷终生之力推敲文学的怪癖”，并把这种怪癖变为宗教。文学中的一切令人赞美的东西都始于法国，在法国发展；尽管我们知道法国大作家自己之间在争吵，帕尔纳斯派诗人让位于颓废派诗人，颓废派诗人又让位于象征派诗人，象征派诗人又让位于不久将统治巴黎的新学派，不管这新学派究竟是什么——尽管谁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却急切地对他们全都加以赞赏。而这恰恰是不应该给我们的特权。
在1921年，福楼拜已经失去年轻一些的作家的青睐，而古尔蒙则几乎遭到鄙视。艺术的宗教是个不稳定的宗教，它每年要重新排一次圣徒月历。变化来得很快，回旋上面堆上回旋；学派、领导人、宣言相继出现又相互取消——我们带着天真的信念参加这场疯狂的越野赛马，我们天真地相信福楼拜是伟大的作家，相信应当在损害内容的情况下发展形式。我们在几个月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狂热的智力发展过程。
我想这就为我的第二个问题提出了答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稍加斗争就放弃了我们的理论。在学派取代学派的期间，艺术的宗教扩大了它的领域。藉以作出判断的美学标准，在用来评价艺术作品之后，又用来评价其作家的生涯，最后用来评价一般世界。城市和国家由于具有使作品受到赞赏的那些特点而受到赞赏——由于它们形象生动、出人意外、戏剧化、节奏迅速、活力充沛、刚健有力，“有独创性”。有哪一个国家能比美国更具备这些特点呢？事有凑巧，赞赏法国文学的美国作家正好遇上了赞赏美国文明的法国年轻作家。我们说，“古尔蒙是个文体大师。”——“哪里，亲爱的朋友，纽约有五十六层的大厦哩。”
这是竞相表示礼貌的比赛，是一场阿尔方斯—加斯东①式的辩争，在这场辩论中，我们最后欣然让步。美国毕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开始有点想家了。可是我们在纽约的朋友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家乡的消息
5．家乡的消息
“未能早一些给你写信，深感抱歉。”——你的朋友们的来信都是这样开头的；陌生人则为他冒昧和你通信而表示歉意——“但我一直忙得够呛。笨鸟正在腾空飞上七重天，而我则拼命抓住它的尾羽好让我在宰杀这只文雅的鸟时能够在场。”
写信的人是雷·约翰逊，即J·雷蒙德·约翰逊，他是一位专业作家，每天为报纸撰写并指导宣传报道，但从不署名。战后，一些工业巨头以及享有遗产的巨头的遗孀承担起指导公众思想的新任务。由于需要咨询，他们就雇佣一些到处奔走想搞点收入的无名作家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大都聪明而有想象力，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他们鄙视工业巨头，厌恶那种以爱国为名从公众那里骗钱的勾当——但他们干得很有效率，他们在喝醉时借开这种勾当的玩笑来聊以自慰。
“我最新的冒险行动，”雷·约翰逊继续写道，“是计划中的一个友好访问团，这个访问团由美国援助法国战灾委员会赞助。我们亲爱的大使是这一仁慈的机构的主席，这一机构期望能筹集五十万美元——天哪！这该是多少法郎？——以供安妮·摩根和法国埃纳省的人使用。搞运动已经不再流行，因此我们在三百个城市里举行三百家报纸的竞赛，让每一城市推选一名代表（每一张选票一角钱）来参加友好访问团。干得不坏，对不对？代表将免费旅行去参观战场，而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她从她的朋友们那里榨取来的钱。
“自从你离开格林威治村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愉快。胖子阿巴克尔强奸案把裁军会议的讨论从第一版上挤掉了，因此代表们带着收集到的好多照片以及柚子、澡盆和违法贩卖的威士忌的滋味，正在偷偷摸摸地往欧洲赶回去。哈罗德·斯特恩斯的书《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①（黑体字是出版商的）已经问世，但是在文学专栏里还有空间刊登一些短文评介范隆的《人类的故事》、霍华德·派尔的《海盗之书》和艾尔·詹宁斯（抢劫火车大盗）的关于欧·亨利的书。”
自从我们离开纽约以来，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在那里没有什么真正改变。舞会继续举行，也许音乐的节奏更快，但跳舞的还是那些人，当乐队暂时停下来时，他们谈的还是那些话题：禁酒、格林威治村里的流言蜚语、美国的蠢事，他们在欧洲干得更加出色，等等。“工人诗人哈里·肯普现在住在琼斯街31号的一间烟囱凹处的小房间里。弗朗西丝发胖了，她有了一套新的茶具、地板漆过了、卧室里有了一口新橱柜、煤气天冷时不好使，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圣诞节假期中只有二十人饮甲醇致死，但在医院里却死了一百人，真叫人弄不明白。除夕夜是个灯火辉煌、狂欢宴饮的节日。官方禁酒人员断言将是个禁酒之夜。但老式的醉汉如此之多，以致午夜之后警察没有地方关押他们。似乎谁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的主要市民在最近几天里都被控非法运酒。人人都在高谈繁荣，但是银行经理都是些瑞士旅馆老板，贷款的话，你至少得付百分之五十的利息。高架铁路仍然沿着六号大街伸展，然后在离一位J。 史密斯先生的别墅不远之处转入第三街，这位先生，顺便说一下，学会了做合成杜松子酒，因而又恢复了他往昔的乐观精神。百老汇戏票黄牛终于被取缔了，现在你只要付六块六就能买到一张两美元的票子。报上宣布政府废除娱乐税，自1月1日起生效，但当你打算买票时，票房霸王对你说这种规定只适用于一角钱以下的票子。时隔十八年之后，我们仁慈的政府再次铸造银币。大约有一百万枚这种银币运到了纽约银行。谣传新银币将代替一度通行的五分镍币。”
纽约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在欧洲，我们开始懂得把美国工业巨龙看成是一个生动的，甚至是高贵的怪物；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朋友缺乏从远处观察之便；他们觉得巨龙遮没了整个天空；他们抬起头来能看到的只是巨龙腹部刚涂过杜科牌光漆的鳞片。他们渴望逃到巨龙尚未入侵的旧大陆——而在旧大陆的我们则已经在渴望渡海回家。不久，我们就开始隔着大西洋相互争辩起来。
这场辩论在1923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爆发开来。我之参加辩论是由肯尼思·伯克向《名利场》投稿的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引起的。他写道，“在美国丝毫没有那种真正庄严的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为农民创造出家神和传统。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迹，只是因为美国是世上一切邪恶和庸俗的实实足足的集中点。”他在纽约发表意见，两年前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些意见。我从欧洲写信表示异议，我那封信写得几乎不连贯。
“肯尼思，你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一名家具推销员？那种真正庄严的富丽堂皇！你好像和我在吉维尔尼遇到的那位美国夫人有同样的毛病。——‘你知道，在美国糊墙纸简直一点也不顶用，很快就褪色了或是剥落了，可是在这里，用欧洲染料染色的极好的欧洲糊墙纸，用那种极好的欧洲胶水糊上去，哎唷，简直是永久耐用。’让我和你说清楚，我在欧洲呆两年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收获是使我从那位夫人所持的偏见中解脱出来（那位夫人的欧洲浆糊远比美国制造的产品高明），也使我从以哈罗德·斯特恩斯为主编的那三十位美国知识分子的偏见中解脱出来。
“美国完全有欧洲那样好——在某些方面差些，在某些方面强些，同样具有欣赏力，材料更新鲜，倾向于和平相处而不是进军鲁尔。至于说美国是一些邪恶和庸俗的集中点——哼，不见得。和柏林相比，纽约就是文雅的化身。法国情趣在许多细节上令人难以忍受。伦敦是个巨大的戈弗普雷里镇。我可以不感到害羞地在任何地方脱下上衣，挑衅地对那些退化了的欧洲人说，我是个美国公民。挥舞美国国旗！欢呼和平！欢呼正常状态！
“美国和德国都具有共同的自卑感。不是关于机器或生活水平的自卑感，而是艺术方面的自卑感。《脱离》是美国人编辑的，因此它不及法国人编辑的任何小型刊物重要。约翰·马林是个美国人，因此甚至与像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那样的次要水彩画家相比，他都是个小人物。在法国住两年的唯一借口是去消除这种自卑感，并去发现，比方说，特里斯丹·查拉①相貌和你相似得就像两滴水一样，说起话来他还有些不及你聪明。去发现达达派比《脱离》派更有趣，因为前者，说也奇怪，更有美国式的活力。……要使美国文学得救，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商业借用一点力量和自信。美国文学——我指的是安德森、德莱塞、弗兰克，和其他人——在精神方面显得软弱，在学习那些优美形式之前先得医好精神上的缺陷，否则世界上所有优美的东西对它都是无益的。”
过去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论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两年来，我们在价值观念逐日改变的欧洲一直在寻求指导，寻求可供模仿的范例，寻求稳定的智力通货。可是当指导来到时，它却不是我们预期的那种指导。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圣徒传选读（1）
2．圣徒传选读
对于年龄和我相同的，或至少是1921年出国的，美国作家来说，和他们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