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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我相信，这就是战争给我们的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在像“迷惘的一代”这样一个矫饰的词句后面的真实感情。中学和大学使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根；现在我们又在物质上失去了根，我们成千上万、几百万的人就像被挖土机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铲起，被倾倒、被散布在陌生人之中。我们所有的根全都死去，甚至我们祖先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学传统、甚至标志着我们社会阶级特点的节约习惯都不复存在。我们由陌生人供给衣食住，由陌生人指挥，染上了不负责任的恶习——还有旅行的恶习，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把问题扔下不管——还有追求危险和刺激的恶习；这使我们感到原来的生活难以忍受。然后，就像它开始得使我们感到突然那样，战争突然结束了。
当我们初次听到休战的消息时，我们感到宽慰，这种感觉之深使我们难以表达，我们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还活着，明天再也没有谁会丧生。我们曾为之而战、我们中有些人仍然对之深信不疑的复合祖国——法国、意大利、协约国，我们的老家英国、民主、小国的民族自决权——胜利了。我们在街上同老太太们和漂亮姑娘们拥抱，在小酒店里同士兵们盟誓结拜，和他们手臂勾着手臂喝酒，拿着一瓶瓶的香槟酒摇摇晃晃地走过条条大街，倒在什么地方呼呼睡着。第二天，等我们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又喝个醉。可是，随着一天天过去，如醉如痴的心情慢慢地消失了，喜悦的眼泪也消失了：我们的复合祖国似乎分解为争吵不休的政客以及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我们自己的国家通过了禁酒修正案，这好像是公布了一个使它和我们隔绝的法案；它不再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回到那里：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我们回到纽约，这是恰当不过的——回到失去根的人的家乡，在那里你所遇到的人都来自另一个城镇，而且企图把那个城镇忘掉；在那里似乎任何人都没有父母，没有比昨夜的愉快宴会更远的过去，而他的将来也超不出今晚的愉快宴会和他明天要写的幻想破灭的作品。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漫长的休假
第二章
穷文艺家聚居区的战争
1．漫长的休假
离开了大学，战争也结束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漂流到曼哈顿，漂流到十四街以南的弯弯曲曲的小街上，在那里你可以每周花两三块钱租一间带家具的门廊兼卧室的房间，或每月花三十块钱租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屋的顶层。我们到格林威治村去并不打算成为村民。我们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生活费用低，因为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到了那里（给我们写了些十分诱人的信），因为纽约似乎是能让年轻作家发表作品的唯一城市。有些人战后继续留在欧洲，有些人带着他们的大学文凭直接到巴黎去：他们有钱。但我们这些人属于文艺无产阶级，我们住在格林威治村，住在那里的人都很穷。
好些年前我写道：“在我们中间有两个流派：把地板漆成黑色的人（他们是最后的唯美主义者）和不漆地板的人。我们的大学课本和朱尔·拉弗格全集在壁炉架上积满了灰尘，壁炉架上还杂乱放着一些没有倒掉的烟灰缸。外面的街道就像格伦·科尔曼早期油画中的街道：十九世纪早期的红砖矮屋，怪模怪样的门廊，盖着黑糊糊的积雪的人行道，在前景有个老媪弯着腰背着一袋破布。”
黑糊糊的积雪融化了：二月的狂风吹着，不久进入了三月。好像根本没有打过仗，或是别人打过了仗似的。我们正打算把在中学里开始的把自己训练成作家的工作继续下去，选择文学大师作为模仿的对象，确定我们要说的内容，说服一些杂志编辑让我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该去赚钱，该想到找工作。战争留给我们一些很少提起的回忆；除此之外，战争留给我们的是对将来的高度漠不关心和对享乐的肆意追求。我们好像是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在老家度过的士兵：每一刻都是从死亡那里借来的。我们身无分文也毫不介意：我们跟着吱吱作响的旧唱片跳舞——《一年前你叫我小宝贝》；《喂，总机，给我接真空地带》——我们第一次谈恋爱，我们在争论中停下来为一个粗野不堪、毫无意义的笑话哈哈大笑，我们兴高采烈地纵饮，不再穿军装是个奇迹，它使我们欣喜若狂。我们走在格林威治大街上时，在库什曼面包房停下来闻一闻热面包的香味。在春天的早晨，每个垃圾桶似乎都用绿色的菠菜装饰着。
现在是四月了，漫长的休假继续着。……十点钟你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躺在两条弄脏了的被单中间醒来；阳光从绿色遮光帘的边上透进来。梳妆台上有五毛钱，这是昨夜向边唱边下楼梯的最后一位客人借来的：即使按照战时价格，五毛钱也够买两个人的早餐——鸡蛋、黄油、一只面包、一杯柚子汁。第二壶咖啡喝光时，会有一位客人来访，然后又有一位；你可以借五毛五分钱买一瓶最便宜的雪利酒。有人会建议乘船渡过海湾到史泰顿岛上去。晚餐你不用操心，晚上总会有活动。每星期五，韦伯斯特厅有舞会，住在纽约富人区的一些可厌家伙来参加舞会，观看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狂欢宴饮，并买酒请他们喝来回报所受到的侮辱；每星期六，大家都聚集在卢克·奥康纳的名为“女工之家”的酒店里；每星期日晚上，用假想的赌注玩扑克赌输赢，不时停下来说长道短、开玩笑、谈打算；在那些日子里，无论什么都可以作为聊天的藉口。经常有宴会，如果拖到第二天清晨，宴会就可能以“集体睡觉”作为结束：从几张床上把床垫拉下，并排放在地板上，然后把双人毯子摊开，纵向地铺在几个床垫上，这样十多个人可将就地睡上一觉，如果没有人打呼的话。一天夜里，你睡着了，打起呼来，呼声之响使你自己为之惊醒，你听见你的同伴在半睡半醒地咒骂打呼的人，于是你也回敬他一顿咒骂。但是你睡觉之前总是先借五毛钱买早餐。有八小时的预见性就足够了。等到一壶咖啡喝光后，总会有人来，带上足够的钱买一瓶雪利酒。
但是，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四月下旬的某个细雨濛濛的早晨，你醒来时发现你已经结婚（你的妻子说不定患有预示肺结核的干咳毛病）。如果家里过去给你寄过支票，也不会再给你寄来。要不然就是你长期患流行性感冒初愈，那年的流行性感冒说也奇怪：它使你身体虚弱、神志清楚，人类和你自己都使你感到厌恶。你步履踉跄地从医院里出来，坐在一家酒店的里屋，白木桌子上打翻过啤酒，发出一股酸味，你坐在那里展望渺茫的前途。你一直在靠借来的钱、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房间过日子：三个月过去了，再没有人肯借钱给你，你也无法再去求人。现在没有军队像既心肠好又惹人恨的父母那样来供给你吃穿。不管你从哪里弄到下一顿饭，你得自己付钱。
下一个星期你也未必真的饿死；总有办法来挣几块钱。你每周到《转盘》杂志的编辑部去一次，那时这份杂志每隔两周出版一期，开本有些像《民族》周刊。有一位编辑是你妻子的朋友，他会给你五六本拙劣的小说让你写每篇五十至一百字的书评。书评登出时，每篇你可以拿到一元稿酬，但这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你得吃饭。于是你带着这些书到联合广场去，坐在一张长凳上匆匆忙忙地把这些书翻阅一过，做些笔记——你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一整批书看完，然后你把这些书拿到四号大街上的一家旧书店去，书店老板按统一价格每本书付三毛五分钱，你认为这个价钱超过了这些小说的价值。口袋里有了正好两块一毛钱，你会买上面包、黄油、羊排，买布尔·德拉姆牌的烟草来卷纸烟，还定购了一袋煤；然后回到家里，你会在火炉上烤羊排，因为女房东忘记了付煤气账单，就像你忘记了付房租一样。你非常友善好客，你会把女房东请来共享盛宴。第二天早晨，你写书评，然后设法再赚几块钱。
你开始觉得人每天吃一顿饭就足够了，你奇怪为什么有人不怕麻烦地要多吃。六月里的一天，时间已经不早，你坐在谢里丹广场上，试着写一首诗。“小伙子，朝前走。”警察一句话，诗意就全消了。你朝南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大楼遥遥在望，你在想象中在纽约发动一场革命。这年夏天，革命的传闻不胫而走；西雅图的总罢工失败了，可是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正在酝酿罢工，铁路工人要求所有权归政府——形势可喜，可是你设想的是另一种反叛，这种反叛由街头跳舞开始，每个转角处一桶桶的苹果酒打开着，每一桶酒的旁边有一只刚从炉子里取出来的乡下火腿；你切第一片时肉汁就从火腿里喷出来。然后——但是你得先把火腿吃得精光，把一大罐苹果酒喝干，嘴里塞满苹果馅饼——然后你着手把警察吊死在路灯柱子上，或者吊死在高架铁路的枕木上，这更妙；每个警察旁边吊着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每个传教士旁边吊着一个女人腔的诗人。编辑们可以用油墨来毒死：他们会死得惨不忍睹，在白纸上呕吐油墨。你恨编辑，恨女人腔的诗人，恨警察，恨传教士，你恨城市里的街道……突然街道变得漆黑。你甚至还没有时间来昏死过去，人行道就升起来撞在你的脑门上。
没有人来救助你，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你倒在地上。你蹒跚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进一辆快餐车，用你最后的一角钱买了一个面包卷和一杯咖啡。革命推迟了（因为我肚子饿，警官，真的，我太饿了），于是战争结束了（听好，当兵的，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