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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李晴开口道。
“什么事？”
“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在白天见过你。”
我转过脸看着他，太晚了。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我已经对他提不起兴趣了。我想，我是没有变的，当初我就是这个样子，当初我就是现在的思想，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当初对他的迷恋烟消云散。
我陪他在长安街上又逛了一会儿，我们还吃了几串羊肉串。是以前我和小陶在一起时常常吃的那个店。我边喝可乐边打量着李晴，突然想起力波。我当即决定去那个24小时店坐坐。也许能再次遇到力波。当然李晴是不能一起去的。我说：“我要走了。”他说：“你就不能再陪我会儿吗？算我求求你了。”此时我心如钢铁，我说：“不行，我要去找一个人，我现在就要走了。”然后我就把他扔在了街上坐公交车去王府井了。看着他一个人站在街边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有点心软，可一想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那一点的愧疚也消失了。
我很想力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他那样的人，这种南方小孩。天哪，可真好玩。是谁，那么大学生地在“台北小站”里点了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我更像初中生。李晴让我陪他，我没陪，因为他不是大款，我也不是三陪。我早已厌倦了那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不但厌烦而且厌恶！我的手腕上围着一条喷了香水的缎带，点了饮料。我去问在这里工作的工资，基本工资是442块钱，而且是整晚整晚地工作，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工作1个月，反正我天天也是闲着，还可以用工资去买一瓶香水。我想起我现在抹着绿色的眼影，在灯光下应该很好看。
李小枪呼我，我出去给他回了电话。他说一会儿来找我。我看看表：“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早就没有公车了，你怎么来？”他说别管了，也许他一会儿会来，但不会很快。
没有乌托邦。
没有金色的衣裳。
人不应该有幻想。包括对乌托邦的幻想，对完美化的、纯洁化的、理想化的幻想。尽力去做，但不要指望结果。包括今晚就不要指望李小枪准时到达和力波的突然出现。态度！关键是态度！周一我应该去找朱家福，哪怕李小枪不希望我去。但我应该保持、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替别人考虑。是的，永远坚持自己的观点，谁也别想干涉我的人生！
力波像预想到的一样最终没有出现。李小枪则在大概两个小时后赶到了我的面前。他的手里拎着一块滑板。他说他先坐了一段夜班车，然后就滑着滑板来了。我非常不争气地涌起一种不安、感动、歉疚但更多是麻木不仁的混和情绪。事已如此，我们就只能等到天亮了再走了。因为我们的钱加起来也不够打车回家的。
和李小枪一起生活我变得更无望。像我们这样是永远不可能有前途的（我指的是个人前途）。我没有钱却讨厌贫穷，我没法借给任何人钱，我不想过无望的生活，因为我不想混。我不想消耗时间。也不想受束缚。星期一朱家福生日时，我没能去石家庄，我不想让李小枪知道我很喜欢别的人，也可能由于惰性。但我心里隐隐觉得我应该去的。
朱家福过完生日后没几天，有一个人给我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他说他是那个在“乐乐乐”看完演出后和我、李小枪、崔晨水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说他叫张洋，武汉人，是一支朋克乐队的主唱。他说打算过几天和武汉四朋克中的其他几个人去云南玩，问我去不去。我说有钱就去呗！张洋那时候经常呼我，我有时候也会想起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住在朋友家，一大堆人住在一间房子里。然后我们会在电话里聊上一会儿。我每回都聊得云山雾罩，谈我最新的思想动态，谈最近看的书和电影，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兴趣听这些。有一回，我边贴贴画边和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一边给你打电话一边正在贴贴画呢！”张洋就说：“和你聊过这么多回，你就这句还比较正常，比较像人话。”其实张洋心里想的什么我清楚得很，但就是装着不知道。
现在我一天比一天快乐。
清醒。
虽然我眼前总是在发晕。
崔晨水经常来找我，有时候是用我家电脑看电影，看完电影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呆着。天蓝蓝的，我们一边抽着叶子一边听着Ska，看着河边。唱着“It‘s a good good good good day” 和“I like coffee I like tea”。经常一抽就是两个小时，脑海中完全一片空白。我以后不再抽叶子就是因为这太浪费时间了。他不来找我时，我和李小枪就去找他。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见了所有住在清河的玩乐队的人。看完某场演出后我们就集体回到清河，找个地方吃饭聊天。李小枪总能在饭桌上说出很搞笑的话。比如有人问他多大了，他依照惯例回答说：你看我多大我就多大。结果对方说：你28了吧？李小枪迅速反击：28？我还自行车呢！我只在清河住过一次。那天我和李小枪借住在一个乐手和他女朋友的屋子里。他们还养了一只小狗。崔晨水后来告诉我们，第二天那个女孩看到她的小狗嘴里叼着我和李小枪用过的避孕套很生气。
崔晨水本来是来中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结果听了中国的地下音乐喜欢得不得了。这一喜欢，连学也不上了，天天和一帮乐队的人混在一起，自称广州出生、福建长大，现在在北京生活，所以说话带口音。说实话，圈里人对他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说他缺心眼，我却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的表达常常让人误解。惟一令我觉得他好玩的是每回谈到历史，他就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用李小枪的话说，就是：“崔晨水！怎么一说到历史问题您就装Anarchy啊！”其实崔晨水是学国际政治的，他对历史当然很了解，每回他和李小枪旁若无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立场一致地大谈特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德纲领批判》时、旁边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大脑有问题。我还特自卑地问过崔晨水：什么是巴枯宁主义啊？！
第一章像火一样的经历 （3）
三
我终于和张洋登上了去远方的火车。我们打算先去武汉，张洋要回去取点东西，然后就去大理，再去越南。他们说云南叶子多，要在那抽个够。张洋对我说，别看朋克A现在又抽烟又喝酒，抽叶子也特疯，以前他可是最讨厌人家这么自甘堕落。传说有一次他去云南玩，在大理的街上看到两个外国人正在抽叶子，让A看见了，A冲上去，恶狠狠地冲他们嚷道：“我恨嬉皮士，嬉皮士去死！！”两个老外被A的举动吓呆了。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聚在一起时，我经常听张洋讲不同乐手的不同段子。有一个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事关北京两个比较有名的punk，我还是用A和B代表他们吧：涅磐刚流行的时候，A特别想看涅磐的VCD，可是他家没有，B家有，可A的父母和B的父母关系不太好，A也没法看那张盘。有一天A急了，跑到自家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剁菜板，一边“哐哐哐”剁一边喊：“我看Nirvana！哐哐哐，我看Nirvana！”结果A的爷爷回来一看孙子正在剁菜板呢，急忙问他：“你怎么了，A？”“哐哐哐，我看Nirvana！”“谁家有啊？”“B家有！”“那……那咱们就去找他看吧。”结果A的爷爷就领着A去找B。B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A和他爷爷都有点儿傻了，挠着头：“嗯，爷爷……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家的孩子想看Nirvana！”“那就看吧……”B打开门。结果这个Nirvana的VCD是由A的爷爷、A、B、B的爷爷、B的奶奶、B的爸爸、B的妈妈一起看的。
李小枪没和我一起去。他的钱不够。其实我的钱也是借来的。我实在太想到别的地方走走了。在我去武汉之前，李小枪比较认真地和我谈过一次。他知道我们都是那种很随意的人，只是看有没有机会放纵。他说我可以和别人上床，但是最好不要让他发现和知道。我说：“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我要是你的话就会要求知道对方的行为，当然我可以不在乎，但起码心里是清楚的——难道咱就不能学学萨特和波伏瓦吗？”李小枪没说话，我就说：“好吧好吧，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我一定尽量瞒着你。”
我走的那天，李小枪去送我。当我们在清晨5点的地铁站见面时，我发现他真的是很适合我的一个人，我看到他就高兴。我们在西站附近吃的早餐。李小枪说他的小学就在这边上的。早上的阳光已经很亮，在我们吃饭时我一直觉得非常舒服和安定。李小枪反复叮嘱到了武汉给他打电话，最好早点回来，惟独不提张洋。我们都心知肚明，我和张洋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这简直就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实了。我想着这些，想着我无法为此改变什么，突然就有些难过。
张洋很晚才出现在火车站入口，他背一个大大的包，手里还拎着一袋吃的，脸上带着一种痴呆的表情，我一看感觉就非常不对，觉得他像是个变身人，一点也不像曾经和我在电话中聊过那么多的人。果然，他看见我背着的包开始找茬儿：“你怎么会买这么难看的书包？”“这书包多好看啊，这是锐步的最新款，没见过吧？”我也迅速反击。“还真没见过。”
在火车上，张洋给我看了一本他们自己编的叫做《Chaos》的地下杂志和一本香港的《由零开始》。那两本杂志办得都不错。也许由于语言的原因（《由零开始》是本双语杂志，中/英文，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