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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系立足的人以关系而败，以事业成就立足的人则虽也可能受关系之惠之害于一时，却不可能被关系决定永远。关系是常变的，成就是相对稳定的存在。有些三四流角色惟恐无人问津，不怕胡搅蛮缠，没有办法，我辈只能避之惟恐不及。你搞你的摩擦，我做我的切实的工作；你造你的流言，我做我的切实的工作；你起你的大哄叫做哗众取宠，我做我的切实的工作；你跳八丈高闹成一团，我做我的切实的工作；你声嘶力竭、大呼小叫、高调入云、危言耸听、装腔作势、连蒙带唬，我还是专心致志地做我的切实的工作，如此积以时日，谁高谁低谁胜谁负，还有怀疑吗？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九）
九、恋战“扬己”莫若“拿出货色”
当然，我无意在这里提倡打你的左脸的时候干脆也献出你的右脸，我无意提倡唯和论或者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也无意回到我们讨论的起点，即人际关系是肮脏的事情，我们应该清高地转过脸去。你应该有所了解，你可以有所武装，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与防御准备，你用不着怕任何不正派不理性不讲道理的气迷心或者是嫉迷心，你可以进行正当自卫正当自卫反击，必要时也可给某些欺软怕硬者以留下深刻印象的颜色，尤其，我不反对你的顺手一击。就是说，你在做自己的正业的时候在叙述自己的正业的时候不妨顺手给干扰者一点回敬。其实你的成绩已经是最好的回敬，你回敬某些人时可以不点破他，也可以偶尔点而破之出一出干扰者的洋相。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只能偶一玩儿之，不可认真，不可恋战，不可与不值得纠缠的人纠缠；点到为止，已经够他或她喝一壶的啦。
也不要动辄在人际矛盾中自比鲁迅，需知鲁迅有鲁迅的环境，那是革命前夜，那是真正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高潮时期，那是天下未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期，那是一个悲壮的时代悲剧的时代方志敏和瞿秋白、江姐和李大钊的时代，鲁迅大师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出击和自卫都是整个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方生未死之间的惨烈变革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英勇悲壮斗争的一部分，都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创造的一部分，那可不是耽于人际关系人际争斗的结果，可别闹误地了定错了性以小人之心度大家之腹。而今天，双方都动辄自比鲁迅，极“左”极右极愤激极自大的人都可能举鲁迅大旗，以及少数人举着鲁迅大旗搞张扬自我剪除异己的私战，则不免更多的是闹剧色彩啦。
在这里，第一，关系学有用，但用处相当有限。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及成就大小毕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自吹自擂也好，贬低旁人也好，炒作推销也好，其作用不可能超出客观的尺度太多。谁都不是傻子，不都是见什么广告就信什么的弱智儿童。能够贬而低之的本身一定就不太高，贬了半天硬是贬不下去，那才见了功夫。过分的关系学炒作学，操作时间一长就会起到反作用。
第二，人的青春有限，最好的时间有限，精力智慧都有限。你把精力都放在搞好关系上了，都放在反击干扰上了，这本身便成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的最大干扰了，你还能有多少过人的成绩？永远不要忘记，反击干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做出成绩做出建设拿出成果拿出货色，有成绩没有好评固然可悲，有好评却没有成绩就更可耻可鄙。
第三，在人际关系的合纵连横之中，一个人暴露的往往首先不是自己的对立面的弱点而是自己的弱点。你的急功近利，你的逐名求利，你的吹嘘炫耀，你的嫉贤妒能，你的圈子山头，什么都表现出来了，自己还没觉察到呢！也许你的关系学操作能损人一分，但很可能同时损己两分；也许你的操作能扬己一分，但同时又抑己两分。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人生最重要的是知道“不做什么”
一个人做成一件事情有许多条件，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是条件之一，实力条件就更重要。机遇也很重要，就是说客观条件也很重要。还有许多临时的和偶然的因素，再加上主观的努力才能有望。不了解这一切，只是一味地活动操作强求争夺，往往是轻举妄动，枉费心机，揠苗助长，缘木求鱼，心劳日拙，疲于奔命。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算是看够了，有的人整天发布自己即将青云直上的消息，有的人整天出入宅门，有的人整天表白吹嘘，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意在让人相信全党全民都对不起他。这样的人最后到底做成了什么呢？他们的这种表演，除了臭自己以外，他们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甚至对个人对家庭能够起什么有益的作用呢？
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更应该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其实做也做不到什么。比如说话，说话很重要，传播思想，确定方向，分配资源，行使权力，多要通过说话进行。但也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了许多话用处不大，说了许多狠话不过是打个水漂儿。说到说话，我们曾经是非常重视说话的，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够可以的了。以歌颂斯大林著称的前苏联作家巴甫连柯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话的力量”。很难找到与“文革”相比的说话高潮。“文革”干脆是一个话语狂欢节，什么好话忠话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都说尽了说穿了说透了底了，什么批判的话臭人的话咒骂的话吓死人的话也都说尽了。姚文元就是说后一种话的能手，而林彪比较会说头一种话。曾几何时，姚乎林乎“文革”语言乎已经成了笑柄啦。这就是说，认识到话的重要力量还不够，还要认识到话的有时不必多说，说也白说，或者压根就不应该说。例如近二十余年的不争论方针，这就是洞晓了话的无力、话的坏事的那一面而得出的经验总结。琢磨琢磨不争论的原则吧，这不仅对国家政治而且对个人做人都有极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自称“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可不是一句随便的话，这是中国文化更是总结近百年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结晶之语。
口是厉害的，俗话说众口铄金，然而那说的是众口，一只口就未必有那么大力量。一只口这样说，另几只口很可能是另一样说。众口也得看是真众口还是起哄或被迫的众口。例如“文革”当中，众口齐声打倒刘少奇，众口一声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收效如何呢？只有真正代表民心的众口才有铄金的力量。再说，众口铄金，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另一面则是真金不怕火炼，是淘尽黄沙才是金。另一面还有众口的随风倒，还有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需知世上除了“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外，也还有“喑呜则山岳崩颓”。
太想赢的时候反而会输
有一次我问起十分高龄而且健康的周谷城先生：“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他回答说：“说了别人不信，我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养生’三个字。我从来不考虑养生不养生的，饮食睡眠活动一切听其自然。”他讲得太好了，对比那些吃补药吃出毛病来的，练气功练得走火入魔的，长跑最后猝死的，还有秦始皇汉武帝等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的，贾家宁国府里炼丹服丹最后把自己药死的……他的话就更深刻。当然我无意否定良好的生活饮食锻炼安排的重要性。
１９９６年我在德国从电视里看当时在英国举行的欧洲杯足球锦标赛半决赛，德国队对英国队。英国队状态极佳，又是在家门口比赛，志在必得；德国队当时也处于高峰时期。两队踢了个平局，加时又是平局，点球大战决胜负。英国队极兴奋，踢进一个点球球员就表露出兴奋若狂不可一世的架势，而德国队显得很冷静，踢进一个点球，竟基本上无反应。后来，英国队输了。我评论说：“英国队太想赢了，所以反而输了。”一位德国汉学家朋友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评论，欧洲人是没办法懂你的逻辑的。”
然而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例，那些孜孜以求官的人，能做多大的官？那些孜孜以求名的人，能出多大的名？那些自命精英的人，能有多少货色？那些惟恐别人反对自己的人，能没有人反对吗？那些事事惟恐吃亏的人，又能占多少便宜？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因其装与作不是更像一个小丑而不是大师吗？吹吹打打的炒作广告，不是更泄露出货色的没有底气吗？还有的人整天表白论证自己一贯是正确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叫自己的下属表态确认与拥戴自己的正确性，他们的样子像是正确性与真理性的垄断者吗？甚至还有人专门弄一批人搜集对自己的不满言论，然后大呼小叫地闹腾，这种可笑的帮法除了自己传播对自己极不利的各种说法以外，能有什么正面的效果吗？其实绝大多数人对一个人不会有特殊的兴趣，不会有多少成见也不会有多少专案组式的调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