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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大选”也是在八月份出来结果。叶利钦当选后在八月十五日任命了一大堆新干部，就在那一天，爸爸也接受了一个新的“官衔”——莫斯科华人同盟会“理事长”。
我这才知道，莫斯科的中国人有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就像罗老爷希望的那样。我也知道了这个组织的“总统”是邱雨寒的爸爸。
2002年我到了昆明，在2003年才开始有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在不停地看世界：用我从前看到的来对比现在看到的，用中国以外的生活看真正中国的生活，用知晓的爱情看无法预料的爱情，用官员给我的很多投资资讯来看商人的所谓原则。
这段迷茫的时间里，我十分想念故去的爸爸，十分爱我找到的弟弟，他如今昏睡不醒，我依然爱他，爱得心疼。
还有，我厌倦生意场，而且，我厌倦和生意场有关联的东西——虽然我还没进入生意场。
2003年人们谈论瘟疫，据说昆明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烈，瘟疫在这里不能存活。的确在那场瘟疫中整个云南都很安逸。北京据说死了好多人，有人提到是在阴阳之间生活了几个月，对生死的认识在瘟疫期间升华了一个层次。我在昆明看星星月亮，它们在太阳面前，几乎都是一种表象：一半黑暗，一半光明。我把这个表象对应过去发生的每个事物每个人。
一半阴，一半阳。
第五章 阴阳之间爸爸最后的话
一九九八年元旦的前一天，爸爸被袭击。
他的车窗玻璃上有七个大小不同的弹孔，轮胎被打爆了三个。
他的棉风衣上被打上了三个弹孔。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爸爸刚刚醒来。他身上看不见一点血迹，被厚厚的纱布缠裹着。医生说，子弹已经全部取出来了，但并没有脱离危险，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他的肝脏严重受伤。
舒拉妈咪说，细艳，亲爱的，来和爸爸说说话，多说说。
爸爸躺在床上对我笑。他的脸一点也没受伤，看上去很光滑，好像比原先光滑。
爸爸说，细艳，说好了二ＯＯ八年和你一起回去看北京奥运会，看来是不成了。你回去替爸爸多看两场比赛。
爸爸说，原本打算在莫斯科建一个叫“龙墙”的建筑，纪念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业绩，今天刚刚从设计师那里拿来了方案，却中了枪。
爸爸皮包里的“龙墙”设计图完好无损，画得很精致很具体，墙檐上是一条龙，龙头和龙尾在墙的两端夸张地跃起来，墙面上是用甲骨文和草书拼接起来的花纹，远远看上去，里面隐藏着一个圆圆的图案——阴阳鱼。
爸爸说，细艳，其实爸爸设计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结局。我们的生意就做到二ＯＯ八年，这个“龙墙”也在二ＯＯ八年竣工，那时是莫斯科华人在俄罗斯奋斗二十年的纪念日，我那时就退休，和你回去，和你回昆明。
爸爸说，细艳，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告诉你，你在昆明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
爸爸的嘴角流出来一股鲜血，舒拉妈咪急忙用纸巾给他擦干净。
爸爸说，孩子，爸爸没有什么仇人，不是私人间的仇杀，只是华人同盟会刚成立不久，一些人看着我们的势力大起来，不想有一天输给我们。你不用去寻什么仇家，没有什么仇家。你需要做的，就是回昆明，不要再回来了。
爸爸说，舒拉妈咪我这里安排好了，她不会和你去中国，你去找你的弟弟，他还姓王，和你一样是细字辈的名字，王细波，弟弟应该小你两岁。
爸爸说，你要找到你安娜姐，她去了波兰，妈咪已经打电话给她，也许她能赶回来看看我。
爸爸不能再说话的时候，舒拉妈咪已经从“麒麟城”取回了一个小皮箱。那里面有三个纸袋被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一个上面写了舒拉妈咪的名字，一个上面没有名字。爸爸示意把舒拉妈咪的拿出来给她，然后示意余下的两个给我。我想问问那个没写名字的纸袋应该给谁，爸爸却昏死过去了。
北方的初春很凄凉。四月，俄罗斯也有“清明节”，扫墓的人们拔掉上一个春秋留下来的枯黄，新绿还刚刚冒出土，往往叫满心怀念的人们无法留意它们在冢墓间的孕育。这些北方的新绿自由生长在死魂灵的家园里，是一种幸运。
我在父亲的墓前无声地呆坐着。我的身后不远处是安娜姐和舒拉妈咪。
安娜姐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父亲和她没有机会解释上次的隔阂。舒拉妈咪也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她与父亲更多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只有我紧紧抱住父亲的墓碑，我的深切是因为我失去了母亲后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多年。
有人在远处点燃鞭炮，那是“麒麟城”的中国人和罗老爷与爸爸的朋友们。在空旷的郊外再响的鞭炮也能被风化，听上去就像是踩在碎玻璃上的声响，毫无震撼。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扬起硝烟的地方，并无新奇。
我再次转回头伏在墓碑上。我把亲吻印在青白的石碑上，双臂拥抱着那块冰冷。
我听到舒拉妈咪在那里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
我觉得，一个新的故事要从爸爸的死开始，在清明节的那天我体会到了一份生和死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嫩嫩的女孩子和一个作古的灵魂之间，把亲情和血缘无声地演绎成定格。这个定格给我太久的烙印。在那时我身体和心灵都有了一次颤动。那天晚上我回家后，我把自己泡在黑暗中，想，我是无根的生物。
我把亲人一个个失去了。
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被我带回了昆明，我对安娜姐说，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纸袋应该是给你的，你打开吧。安娜姐说，细艳，我的直觉这个纸袋应该是你弟弟的，你应该替他打开。
我们谁也没打开那个纸袋。
我和舒拉妈咪的纸袋都是薄薄的，我想舒拉妈咪也一定和我一样收到了银行支票或者信用卡，而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却厚厚的，像是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日记。
第六章 保姆昆都
在我接触的昆明人中，几乎没人能把莫斯科和昆明联系在一起，只有娜达莎是个例外。
娜达莎逛昆都，买了很多云南的特产，茶叶、蜡染布、玉石，她说她要回俄罗斯一次，带几个新人来昆明，换下一个老队员。
这次要带来的几个姑娘中，有不会跳舞的，她们要来上学、打工。娜达莎说。
要是她们汉语过关，我的公司预定两个，用老外来包装“聆”，更有特色。我说。
“聆”需要这样的包装。邱雨寒说。
娜达莎回去不到一个月，用她的伶牙俐齿、诸多的云南照片和特产，说服了一个又一个向往东方的俄罗斯女孩，她们早已经知道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快很多，在中国做尝试做实习，对于她们是一次神秘旅行。
我对娜达莎说，你的业务开展已经很有国际化趋势了。娜达莎说，什么事情都是生意，大家都为生活赚钱，各求所需而已。
刚来昆明的四个姑娘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学校，她们至少要能听得懂汉语才能读书听课，而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她们只能靠自己。
我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公司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无法分身。弟弟每天三次以上的鼻饲和擦洗需要找个称职的保姆来完成。娜达莎把一个新来的俄罗斯女孩介绍给我，女孩子只有十八岁，她怯生生地听我和她说慢慢的汉语，诚恳谦虚地听我用俄语给她解释每句汉语，半小时下来，她已经满头大汗。我问她，能做好吗？我的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这个，需要你必须做好。
姑娘使劲点头，她说，能。
我和娜达莎带着姑娘逛昆都。娜达莎已经熟知昆都的每个角落了，而新来的外国姑娘却惊恐惊叹。她弄不清楚货币的比率，手里不多的美元被换成了人民币后便不知所措，买日常用品花掉了不到二十块钱，她说需要回去好好算算才能在脑子里有所感觉——她无法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中国的价格。
我想起了我刚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样子怕是每一个初到外国的人的模样，谨小慎微。
我身边是两个外国女子，我们在昆都游走，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我告诉她们流行在昆都的“分类”：昆都有两种女人，一种是说普通话的女人，一种是说本地话的女人。我说，第三种也许可能是说外语的女人，但昆都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外国女人，暂时形不成“门派”。
娜达莎说，在昆明住久了，感觉昆都比昆明城的其他地方节奏快一些，压迫感也就重一些。她问我，在昆都开公司，有压力吗？
我不好回答。我的压力并不是工作，我的压力来自我卧床的弟弟和我自己的摸不着头脑的爱情。我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俄罗斯姑娘能不能对弟弟体贴地照顾，也不知道邱雨寒对我的勇猛追求能不能让我放心去爱他。
十年前，我在莫斯科悠闲地坐地铁，多层多方位的地铁站我转得悠然自得，背得下所有的地铁站名和转车路线。那个庞大的城市和庞大的地铁没使我出现压力，而在昆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昆都，就能使我涌上来莫名的忧郁。昆都的方圆只有两公里左右，商家林立，街景繁华，是昆明的心脏。在我来昆明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了解最多的就是昆都，甚至连报上的小说连载我也读——2003年，昆明的报纸上推出了小有轰动的小说《昆都的女人们》，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已经把公司地点选在了昆都，我要成为昆都的女人，我要找自己归根的感觉。
根，或者浮萍。我看到的人们都沾着这两个词。
我对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