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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丁！ �
我们家住九楼，是这栋楼房的顶楼。天上的青云更接近我们一点儿。我好像被天空的灰暗颜色弄得很压抑。我渐渐地感觉凉了，关上了大窗，只开了小窗。透过小窗看远处时，浮云在上，莫斯科在下，有动感，好像无主题的电影。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开始受不了“麒麟城”的喧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盼着开学。可开学一个月后，我心里又开始无聊起来。我不同原来的样子了，好像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个学生似的，老是想着长发是不是应该剪短，口红是不是应该换一种鲜艳的颜色。我看到安娜姐的美艳和舒拉妈咪的端庄，变得开始羡慕开始追求。这种向往型的暗暗的内向的追求很使人发闷，好像这个美丽不应该属于我，好像我需要偷这些美丽一样。
十月初我来月经。经血特别多。我已经沉着了，伏床两天，缓解了疼痛，继续去学我的功课。爸爸已经从安娜姐或者舒拉妈咪那里知道了我已经成人，托人从中国捎来了许多红枣和治痛经的药品，我也吃了一些。我笑着对舒拉妈咪说：“妈咪我失血的时候脸色不好看，让我把口红换个颜色吧。”她笑了，说：“你的唇型美极了，不用太鲜艳也很好看的。”我就换了个不算很重的颜色，对着镜子涂了，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是全班唯一的华裔学生。黑色的长发迷住了班里班外不少同学。三年前我收到过一次男生的字条，被我大骂了写条子的人，至今再没男生敢给我写什么东西了。但交往是有的，相对亲近的男生也是有的。男生背后为了我争吵过我也知道，争吵的原因大概是关于“麒麟城”是不是我爸爸的等问题。我知道我在同学们眼里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而且是有钱的外国人的女儿。所以，我感觉孤单。
我盼望在学校里出现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男孩子，我会主动去接近他，会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从书本上经常看到的“青春期”，现在来临在我的身上了。我想要个男孩子做朋友，而不是想一个女孩子来做我的姐妹。
我喜欢俄罗斯男孩子的相貌。但除了相貌以外，我基本上不去了解俄罗斯的男孩儿。他们英俊，给我以眼睛上的享受，可在平常的抬头低头里一点儿也找不出中国男孩子的朴实和矜持。我对爸爸说：
“爸爸，你十几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爸爸回答我：“好像是班里的坏学生啊。”
我搂过来爸爸的脖子说：“坏学生我也爱你！”
我在“麒麟城”的“办公室”里继续每天放学后的时光。我曾想过也试过在放学后在家里陪舒拉妈咪等待爸爸回家，但不成功。爸爸通常是午夜以后才能结束当天的工作，而周末的时候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在“麒麟城”忙生意。家里，舒拉妈咪的时间全用在读书上了，她几乎在通读俄国的法学书籍。我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容易产生臆想，脑子里空旷的很可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亲吻了舒拉妈咪，告诉她我实在想去爸爸那里。她歉意地对我笑着，打电话给爸爸的司机。
我最喜欢的位置是在“麒麟城”二楼的围栏处，这位置是酒吧，可以看到楼下的大厅。我时常拿着果汁坐在最外边的座位上看我想看的人群。我几次看见了那几个玩“酷”的男生，他们依然西装革履地坐在赌台前，演员般地举手投足，银行家一样消费着筹码。赶上他们可能正议论二楼的酒吧，抬眼向二楼看了看，我看清了他们的脸面。年龄大概二十五、六的样子，相貌都还不错。我猜，他们可能是家境不错的留学生了。
我不久也会在莫斯科进入大学吗？安娜姐说进入大学是人生必须的。我问她怎么能说是必须的呢？她说在大学里学的有可能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本，何况，大学里还有那么多的漂亮男孩子呢！
我对什么“生存”什么“资本”不愿意多想，我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有一个漂亮的小男生。在中学里，我没找到中意的，在大学里会有更多的机会给我，我厌倦了平静生活中难耐的寂寞。
一个俄国男子在酒吧喝啤酒，他身上没有了卢布。他要求付美金，可服务生没有零美金找给他。他在酒吧里找到了我。我大概看上去真的已经不像个小女孩了，那男人很尊敬地和我说话，眼里没流露出一丝一毫对我年龄的犹豫。他可能很相信我能破开他的100美元，他诚恳地递给我那张票子。我接过美钞，在灯光下找到了防伪图形，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皮夹，兑换给他。
“按多少兑换你想换的这100美元？”我问。
“随便吧。”他说。
“4000？”我再问。
“真的随便吧。”他还说。
一件这样的小事，我却能记在心底里了。我很开心我在自己认为我成人时，别人也认为我成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向往成人，成人是一个未知数加上一个未知数地积累，我对未知数却没有半点拒绝，相反，我在等待这个时刻好像好久了。我知道它来了。
十五岁的年纪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用眼睛看面前的世界，夏季里我在炎热中刚刚开始产生看的欲望，秋季里我就被阴郁的天空压抑着莫名的心悸。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成熟。我一个人闯到了昆明，在故乡扎下了脚。我面对的人群、思维和生活方式都是全新的，都是陌生的。我吃昆明的米线，吃上了辣椒。
爸爸给我提供的有关昆明的东西只有一个人名，一个叫“细波”的人，他是我弟弟。我在爸爸临死前才知道我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他是我的亲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
“你不要去上海或者北京，如果必须去，那你要带着你的弟弟走，他在昆明没有任何亲人了。”爸爸说。
第二章 弟弟高原反应
我找到了弟弟。在派出所登记后三个月，民警同志通知我他们找到了二十六个叫“王细波”的人。我用了十天筛选，找到了他。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等待接受姐弟之间的亲近，或者冷漠，或者听他对父母的抱怨及仇恨。可我没得到这些。他笑呵呵地认出了我，笑呵呵地叫了我姐，没有对故去的父母表现出任何兴趣，连任何贬义的词汇都没有。
姐，谢谢你来，我知道你会来。他说。
这个弟弟在读大学，妈妈的远房叔叔一直在抚养他，供他的生活和学习。妈妈的叔叔已经很老了，老得走路要依靠拐杖，老得只能和我说几句话就疲劳。
姐，我快自立了，再有一年我就毕业，我应该找工作来回报老人家了。弟弟说。
我没说出来我有很多钱，我不想让弟弟立刻觉得自己再次被别人“罩”着。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阳光男孩，应该让他继续阳光。
他是中国的男孩子，他完全不同于那些俄罗斯的男孩子。我这样想。
我很庆幸，我很快喜欢上了我的弟弟，我觉得我很幸福。
2003年的一月和二月，我和弟弟在一起。他走进我在昆都刚租下的办公室的时候，一点也没表现出惊讶。他不问我的生意，只和我聊天吃饭，倒是我在不停地询问他在学校的情况。
春节的长假里，我们一起去了滇西北的大理和丽江。在登上玉龙雪山的时候，我有了高原反应，胸闷，恶心，缺氧使我不得不早下山。
冰雪，我并不陌生，俄罗斯的冰雪我经历了多年。但高原反应我很陌生，突然袭来的难受让我想到了死亡。我曾眼看着妈妈和爸爸的死去，对于死亡，我恐惧，甚至崩溃。
姐，过一段时间，这些反应自然就会消失了。弟弟说。
你可能想到别的什么了。其实只是高原反应，很多人来这里都和你一样胸闷气短，根本没什么可怕的。弟弟说。
姐，氧气机有卖的，等我给你买。弟弟说。
姐，你这样脆弱，可不像干事业的人。弟弟说。
弟弟说话的时候像一个成熟的长者。他扶我上床，给我盖上毛毯。丽江的天气早晚很凉，弟弟的手掌却热乎乎的，让我安稳。我不知道是不是亲情给我们带来的和谐，在丽江的日子里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和弟弟的亲情。
一直想问问妈妈的叔叔，是什么原因我原先不知道我有这个弟弟，但妈妈的叔叔目光呆滞，我不敢去掀动他的心。往往这样的故事都是有一段伤痛在里面。我也不敢问弟弟——他也从不问我爸爸妈妈的事情，好像他已经忘记了他们。我想，一些事情他应该知道的比我多，他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对我说。
心中有一个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它。
第二章 弟弟龙阁
爱玩的人都知道昆明郊外有个名气不小的休闲场所叫“龙阁”，那里是整个昆明唯一能找得到俄罗斯人的地方。龙阁里面的俄罗斯歌舞团在那里持续了多年的演出，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一直持续。
这并不是人们传说中卖春的地方。弟弟说。
娜达莎说，这里的姑娘们全部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他们跳的舞也绝不是艳舞，唱的歌永远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俄罗斯歌曲。龙阁里面俄罗斯的东西全部是体现俄罗斯文化的东西。
娜达莎是我在昆明结识的第一个俄罗斯朋友。我去龙阁，带着我弟弟去，我用俄语和她们说话，娜达莎第一个上前和我说话，她的笑容让我想起了莫斯科。
弟弟领我来到了龙阁，他说姐姐你不用寂寞，其实你想说俄语在龙阁就可以说。
我没对弟弟说过我想说俄语，但弟弟知道我说了很多年俄语。他说，一种语言一定有它自己独有的魅力，不说，可惜了。
在认识弟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感动。我在昆明说，我感动。
爸爸让我回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