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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我忍受下这些谩骂，理智地答话：
“诸位的爱国心，我很钦敬；但是，我们如果真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放大，正如我们国家元首所说的，要以德报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解除中日两国百年来的世仇。如果，我们继续跟日本为敌，或者将来再掀起一场中日战争，那岂是我们国家之福——”
“不听，不听！”大家打断了我的话，接着有人说：
“日本人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我们打了胜仗，并没有去强奸一个日本娘儿们，只想打两巴掌也不应该吗？”
又有人哭叫着说：日本人杀了他的父母，或是杀了他的子女，谁要再阻止他们今天打日本人，他们就连谁一起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到我的眼前：
“对，谁再多管闲事，我姓庞的眼睛认人，拳头可不认人！”
后面的人有的喊他小庞，有的喊他庞老弟，有的喊他庞二哥，异口同声地给他“加油”，喝彩。
警察拦阻了他；否则，我或许已被他扭住。
我再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连外圈的围观者也大多对我起了反感；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 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恳合作，共同为人类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一次民众集会的公开演讲中，我应邀讲述了我们抗战的艰苦与牺牲的惨重，最后少不得又讲述了从此中日两国应该真正亲善——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跟前：
“张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是那次——”
猛然间，我想起他来：
“你贵姓是庞，对吧？”
他点点头。
“又要向我提抗议，是吗？”我问。
“不，”他恳地，并且一脸愧色，“我要特别请您原谅我那天的鲁莽，我要向您道歉——前几天，我在电台和报纸上听了读了您所讲的话，越想，您讲得越有理；今天在这儿方才知道您就是张先生——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您曾经是一位抗日军人，这也怪您那天在黎栈大街为甚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伙儿您的身分——”
我连忙劝慰他，告诉他我十分高兴今天在这儿重跟他相遇，真是缘分。
“我的胞兄是国军一名连长，抗战时阵亡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一直恨日本人；自从听了您的广播，看了您的文章，我已经慢慢明白了，日本老百姓也很可怜，他们并不喜欢到中国来打仗。昨天我的邻居——一家子日本人，老老小小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她们接到了正式通知：老太太的两个儿子统统在日本投降前战死了，全家目前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两个年轻的寡妇，四个孤儿——您刚才说得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应该和平相处——”
临行后来他留给我一个地址，他说他会开汽车，希望有机会给我服务。
后来，他果然做了我的司机。
六十一
在忙碌紧张的采访生活中，我无暇念及唐琪。能以不断的工作弥补心之创伤，原正是我所企求的。
可是，新的烦恼开始向我袭击：
我多么渴望和平，全国同胞也多么渴望和平；然而，在平津地区以外，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停地攻城略地，破坏交通，拉夫征粮，清算斗争——人民苦不堪言，每天都有难民逃到平津——
平津市区，物价开始上涨。人民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风开始抱怨，由于若干接收大员，对收复区的人民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作威作福，尽力搜刮，“五子登科”也确有其事，使得方庆重睹天日的老百姓们感到失望、痛心——
我刚回到天津时，市民们那种敬爱“重庆客”的表现，少女们争相嫁给军人的风气，都烟消云散了。一些官员的贪污无能与一部分军人的军纪废弛，造成了这种不幸的后果。再加上共产党从中离间煽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便日深一日。
北平的一些大学生由于政府官员昏庸与共产党的诱惑，开始走上歧途。一位政府大员到北平召集学生训话时，竟胡涂到开口你们伪学生，闭口你们伪学生！天下只有伪政权，何来伪百姓、伪学生？于是，共产党便在北平西山开设“招贤馆”，号召青年到他们怀抱中去，并且派人到城内各大学张贴标语，上面写着：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果然有些受了刺激，或满怀幻想的大学生、青年人相偕出城西去。
——
我如果每天都拍回重庆这些令人失望的新闻，我的读者该是如何伤感啊！可是，怎么办呢？一个新闻记者是不能伪造任何新闻的，我总不能把平津人民的创痛撰写成快乐！
感谢天，这种严重的情形，中央终于晓得了，并且派出督察团北来接受人民控告，严惩不肖官吏，同时把军纪欠佳的天津驻军他调，改以军纪严明的“老广部队”（注：该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天津人乃呼之“老广部队”。）接防。
首批驻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也曾建有战功；胜利后的骄奢，使这支部队逐渐瘫痪，他们奉调离津到平汉在线与共军作战，结果竟垮得七零八落。他们已无心打仗，因为连长以上的人员几乎都在天津占有一座小洋楼拥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新来的“老广部队”一律住在大营房里，连军长师长都不例外，他们不但负责卫戍天津，并且经常派出一部兵力到冀东扫荡共军，挽回了国军的声誉。
更令人欣慰的是革命元老张继先生到天津宣抚来了。他在银行公会大楼里，邀请了天津市各阶层的代表数百人做了一次恳切长谈。一些代表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