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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年代久远的记忆顿时跃上心间。
我也鼻头发酸，轻轻地放下了皮箱，把余婧抱在怀里。在我怀里，余婧像个孩子那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如果这时余婧说一声别走了，我一定会追下楼去让工人把我的行李重新搬回来。
但余婧没有说。
余婧又哭了两分钟，她抬起头用围巾抹了一把眼泪，平静地说：你走吧，他们在催你了。
我只得重又拎起皮箱，我对余婧说，那你多保重。
余婧说，你也保重。
我把我小小的家当暂时放在了斯普瑞公司，我的想法是租一套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房子，在租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先在斯普瑞公司的办公室里凑合着过一段时间吧。
陶小虹回北方老家了，听说她的母亲快去世了。斯普瑞公司不过就是胡格非洗钱的皮包公司，没有什么业务，倒正好成了我临时的家。
躺在沙发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路灯的光明晃晃地拐进屋里，车流声和楼下夜啤酒摊上兴高采烈的划拳声都是一些令人烦燥不安的元素。
华宝林的电话出人意料地打来了。这家伙一定是在哪里欢乐，他全无心肝地说：“小乐，听说你娃被人家装进套子了？你看看，出去娱乐也不喊我一声，这还有不出事的吗？”我懒懒地说，你他妈也给我小心了，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了。
华宝林说，出来玩一会儿吧，我和几个哥们儿在冰点夜总会呢。
我说，不来了，你们玩儿吧。对了，你的内参写好了吧？什么时候能出来？
华宝林就像猛然被刹住的车那样，说话变得有点吞吞吐吐的，哥们儿，我仔细想了下一下，我以为还是暂时不要忙着写内参，毕竟事情也没有调查清楚嘛。
我急了，一下子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老华，你他妈怎么中途变卦了？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行动的吗？我这边出了事，你那里更应该尽早行动呀，老子这次被人家暗算，我敢打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就是李致远干的。
华宝林的话依旧有些结巴，像是被人用刀砍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小乐我确实有我的难处，我想我们还是撒手吧，何必太认真呢？我们犯不着和他们较劲儿。”
我知道华宝林是铁了心不干了，喉咙里叹了口气，华宝林，老子算是把你看错了，我不好勉强你，你不就是怕落到我今天这种下场吗对不对？他妈的平时口口声声地哥们儿义气，关键时候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是不是？
华宝林没吭声，他默认了。
我说，既然如此，那你请自便吧，我不勉强。
华宝林好像要补偿我似的，小乐你过来一起玩一会儿吧，我请你去找美女。
我对着手机大吼，要找就找你妈。
放下手机，我知道我和华宝林的交情算是到此为止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还是睡不着，脑子里一下子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并且挥之不去：我想知道余婧在干什么，在离婚的这第一个晚上，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十二点。
这种念头纠缠着我，我被它驱使着，鬼使神差地穿上外衣下了楼。二十分钟后，我已经站到了昨天还是我家的那栋公寓楼前。三楼那个熟悉的窗口黑漆漆的，余婧一定已经睡着了。你总不可能半夜去敲你前妻的门吧？我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你他妈也终于混上一个前妻了。
抽掉了半根烟，我裹紧大衣重又走到寒风凛咧的街头。
48、我抓住了谢兰兰这根美丽的救命稻草
给谢兰兰打电话，是在另一个寒冷的冬夜。
那个刚刚过去的冬天似乎要比往年更寒冷，尽管斯普瑞公司办公室的空调忠实地工作着，尽管我不断地用酒精来烤热自己。
从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饭局立即锐减了百分之七八十，以前那些恭维说喜欢我的作品和为人而请我喝酒的真真假假的朋友和熟人，现在好像都集体不喜欢我了。没人请也是可以喝酒的，一个男人心里有事，那就是最好的喝酒的理由或借口，尤其对一个离婚的男人而言。
我常在斯普瑞楼下一家烧菜店里喝酒，老板是个腿脚有些残疾的中年人，老板娘则麻利地在二十来只盛满了各种烧菜的铝锅之间跳来跳去，像一只辛勤的蚂蚱。到这里吃饭的大多是些民工模样的人，一来二去，和老板两口子也混熟了，红烧牛肉明显要比别的顾客多几砣。
我常选择一个避风的角落，对着大碗的红烧牛肉和芋儿烧鸡喝酒。这种店子只有二锅头之类的烈酒，扁扁的玻璃瓶握在手里，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好比老色鬼半梦半醒之间握着一只尖挺的乳房。而烧酒流进喉咙，像有一团火在体内呐喊着急速狂奔。
那天晚上我慢慢地喝掉了三瓶二两的二锅头，正向老板要第四瓶酒并捉摸着是不是把简锐叫过来陪陪时，老板拄着拐杖拿了酒过来，坐在我对面说，兄弟，你已经喝了三瓶啦。
我说没事，再喝两瓶也没事。看看店堂，才发现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顾客，老板娘在门口的灶台上收拾着锅碗瓢盆。老板提议说，兄弟，我也没事了，陪你喝一瓶如何？
我说好啊，一个人是喝两个人也是喝。
老板向老板娘叫了声什么，老板娘应声端来一碗烧菜和一瓶酒，我和老板无声地喝起酒来。
过了好半天，老板抬起头看着我说，兄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说，没，我能有什么心事。
老板摇摇头说，你骗不过我，你绝对有心事，和老婆吵架了？
我说，没机会吵架了。
老板说原来离了？
我点头喝酒。
老板也喝酒。又过了好久，老板说，兄弟，我有句话不晓得当讲不当讲？
我说你讲吧，反正咱们也不认识。
老板说，古书上怎么说，女人像衣服，兄弟如手足，大男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绝不值得为一个女人弄得灰头灰脑。
我不由得注意地看了老板一眼，咦，看来老板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了？
老板说，什么文化不文化的，我看兄弟你才是有文化人吧。我不过腿不方便，平时爱读几页闲书打发光阴罢了。这人生还不就那么回事？过得好过得孬都他妈得死，真正能够快乐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二十年，你说一个人哪有必要自己跟自己较劲过不去？你现在觉得多大的一件事，无论如何也过不了的沟，等到再过几十年，你才发现不过他妈小菜一碟。古人说什么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道理啊有道理。
走出烧菜店，被酒熏暖了的身子又浸在寒风中。他妈的，我想了想，摸出手机拔出了谢兰兰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还没人接，那一声接一声的振铃好像回响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让人心里生出许多空洞来。我想，如果响了六声还没人接我就把它挂了，结果响到第五声时，谢兰兰好听的声音传进了耳朵：喂你好。
我说你好兰兰。
哦是小乐，怎么想到现在给我打电话？你在做什么，声音好像有点飘。
我想也没想就说：我在想你。
谢兰兰没吭声。我想我是不是来得太陡了，在一个淑女面前，如此直露地说这种超越了关系的话，很可能会惹得人家关机的。
我在外面喝酒，我喝高了。
难怪你要说酒话呢，你清醒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说过。
谢兰兰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希望。只有当我后来躺在收审所的地板上时才会惊讶地发现：在那个酒醉的寒夜，我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一样急于寻找一个可以给我温度的体温。如果谢兰兰没有接电话，我很可能会再打给许含，也可能会打给丽丽，甚至还可能打给余婧。总之，对一个离了婚而且在冬夜里喝醉了的男人而言，他手机里存贮的每一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于他，都像是一根潜在的救命稻草。
慌乱之中，我抓住了谢兰兰这根美丽的救命稻草。
我说，兰兰，你在家吗？我想见你。
谢兰兰犹豫了一下：这么晚了，要不明天不行吗？
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女人永远不会对一个男人的要求点头称是。她说不行，那就意味着也许，她说也许，那就意味着可以。
我说不，我现在就想见你。
谢兰兰说，那你来吧，可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呢？
我说凭直觉。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谢兰兰说你打车到好又多棕北店吧，你要多久？二十分钟行吧？那我二十分钟后在那里等你。
二十一分钟时，我在好又多棕北店下了车，谢兰兰一身红色的防寒服，十分显眼地站大门前。
我问她，我们去喝酒还是去喝茶？
谢兰兰说，看你一身酒气还喝酒，我就住在背后，不如到我家坐坐吧。
我心中一阵狂喜，身子有些酥软，尽力压抑着喜悦说，那也行。
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