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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事后有很多市民埋怨天气预报不准。我认为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即使是美国、日本，对局地暴雨的预报准确率也在24小时内，每提高一步要靠大量的科技投入，而我们这些年才刚刚开始重视科技减灾，缺口很大，所以这次“7·10”暴雨灾害给中国气象科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七，必须承认，目前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设计标准太低，如交通干线排涝能力只按“5年一遇”考虑，北京不少河道如通惠河、坝河等也只有25年一遇标准，这与国外大城市“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标准相差太远。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城区不透水地面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地面径流系数大大提高，强降水，对城市交通威胁很大，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交通“栓塞”的节点。北京市正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对此应彻底地予以考虑。
第八，这些年城市建设大干快上，但不少市政道路施工留下了许多安全隐患仅1年内北京市区就发生多次道路突然坍塌事故“7·10”暴雨的外因又加剧了城市道路本底质量差所诱发的事故。所以，“7·10”给我们的施工安全与管理一个大警示，要实施“道路质量责任”，必须还百姓一个放心安全的环境。可进一步讲，公路管理部门应特别加强平时路面的维修，它的行动应是主动的，而不该是被动的。要逐步形成一个制度：公众举报道路长期坏损，无人过问要有追究制！
第九，以上已讲了，这次“7·10”城市暴雨短临预报很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它的预报问题，同时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将这个警报及时告之北京市民及城市公众。按现有的信息系统及机制，无法让市民通过移动短信、电视台播放文字等方式得到该信息，这也是城市管理部门综合考虑的。
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了吗
第十，进行公共安全建构的缺失分析，我们绝不应忘记“7·10”。中国人和北京人对于事故灾害的感性认识已经很多了，特别由于媒体的知情权及监督作用下，更多的灾害事件被揭示了，但也要思考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吗？我们不可将事故总当成故事讲。当今的公共安全问题中，公共安全应急资源要整合，预防、应急救援及事后处理是应对公共安全的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怪现象：一边不少部门在讲自己的力量如何的不足，一方面却又有庞大的救援队伍。仅以城市公共安全为例，就至少有：城市急救、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队伍。可问题在于救援力量仅仅是行业自己的，从而在条块分割情况下造成力量分散，无合力而言。所以，无论从体制、机制、法制哪方面都呼唤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公众不可缺少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更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传统的安全观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
第十一，呼唤公众的公共安全文化教育。自2003年末迄今，井喷、火灾及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防灾预警的觉醒。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距，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是“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是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精神”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其二，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其三，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其四，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为例，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近50万人参加的近800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第十二，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1）城市灾难，带给人类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应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2）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3）城市灾难，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比如“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特有的警策性作用。
洪灾与水害暴雨冲开淮河治污“十年之丑”
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暴露淮河治污“十年之丑”。据新华社合肥站报道，淮河部分支流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当地居民目睹了怵目惊心的一幕：5亿多吨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带，“扫荡”淮河中下游。同时，淮河治污“十年之丑”顿时暴露无遗！
污染物拥塞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1994年由国务院牵头，涉及1。8亿人口，历时10年，投入数百亿元。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治污法规、第一部流域治污规划，都因淮河而诞生。 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支流沙颍河、涡河等上游降下暴雨，洪水顶托使原本藏于各种闸门之后的污染物被集中下泄，拥塞淮河干流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水利委员会和环境监测部门监测发现，污水先头部队氨氮超标10到60倍。随后是工业污染和其他污染。污染水体总量达5。4亿吨，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蚌埠等沿淮城市自来水厂被迫停产。
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1％。氨氮超标是生活污水所致。沿淮四省37个地级市159个县市，生活污水处理按10年前制定的法规必须全部处理后排放。据了解，全流域建成污水处理厂不到应建的10％，建成厂实际运营量仅为能量的10％。即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约1％。现生活污水占淮河污染60％以上，如此“书面治理”，治愈遥遥无期。
环保水利数据大相径庭。本次污水团仍以工业污染物为主。7月26日，经数十亿立方米湖水稀释后进入长江水道，仍使未经意的渔民手脚溃烂。工业污染源治理是淮河治污重点，10年成效如何？记者看到环保、水利部门竟是截然相反的数据：主要污染物COD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为70万吨，10年降低了约50％，“逐年下降”；而隶属水利部的淮河水资源管理局测定2003年排放量123万吨，“快速反弹”，接近治理前水平。
“河蚌死了，野鸭死了。鱼虾全死光了。十年治污，今又如此！”盱眙县环保局局长胡爱华说。在淮河干流、洪泽湖上采访，死鱼虾的腥臭让人窒息，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渔家女抽泣声不绝于耳，一个个负债累累的汉子绝望的神情令人心颤。盱眙县6亿元价值水产品，半数化为乌有；国家投入数百亿元付诸东流。
洪灾与水害水中泡着的传说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神话传说中，都有洪水的神话传说。世界上诸多创世神话的共同主题是：先有水后有大地。滔天的洪水是如此深刻地映遗在先民的脑际，洪水的传说流传在各个民族中。
传说上古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自然界的大灾变，天崩地塌，大火燃烧，洪水泛滥，恶禽猛兽残害人民。女娲熔炼五色石块去修补苍天；斩断鳌足代替天柱，树立在大地的四方，将天撑起来。还杀死了兴风作浪的黑龙，以拯救中原的人民。然后，把芦苇烧成灰，堵住了滔天的洪水。补天神话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于治水。女娲也可算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只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淮南子·本经训》“共二氏振滔洪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