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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及社会公众利益的防灾对策及措施中竟无保险业的加盟，对此绝不是国内对保险重视不够，而是保险机制欠主动所致。
其五，要确立大安全的综合管理决策观。按联合国救灾署颁发的防灾指南的要求，应急预警指“如果在临灾或可能带来灾害性后果的事件之前及时给出计划，使一切准备就绪，那么就可能减轻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要对防灾减灾实施综合减灾管理。当前应实施大安全观管理的就是中国21世纪安全减灾战略规划，中国“十一五”发展计划等；从微观上讲，要尽快按《中国减灾规划》的精神落实城市防灾法规建设。除此之外，特别要请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市教委切实将青少年安全防灾自护教育纳入教育计划中，为避免走过场，重要的是落实有水准的教材编制及其系统的不同年级的教学计划，从而根本地把握安全防灾教育的贯彻传播及落实。
城市减灾忠告呼吁加强大安康文化建设
面对灾难、生命、自然的种种较量，重塑市民的忧患意识，树立对生命负责的大安康观才是根本的建设。
市民为什么需要大安康观
人类安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是世界历史的进步。过去的安全观念，一般以抽象的国家安全为中心。现代的人类安全观念则要求打破这种仅仅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思维框架，通过“以人为本”地构建新安全观，促进和提高人文发展水平，保障公民社会。新的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不仅不是对立的，相反，却是高度互补的。没有人类安全，何来国家安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基本组成，而国家安全是包括人类安全在内的。国家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也即保护、促进人类安全，而不是让人类（个体与社会）单向地保障国家安全，本末不能倒置。今天，人类面对的一系列新型安全威胁，几乎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人类灾变的主要威胁来自人类自身。即使今天遇到的许多所谓“自然灾害”，其本质都是人祸，人祸猛于天灾。所以，实现人类安全也只能靠人类本身。首都市民的安全意识的树立应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里倡导的大安康观基于如下新认知：
第一，现代社会的灾害源决定了只有大安康观才能应对。所谓大安康观就是同时关注“以人为本”的安全与健康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全方位关注城市系统可能诱发的所有灾害与危机。虽然建设部早在1997年《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已定义“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为城市的五大类主要灾害，但2001年美国“9·11”事件及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灾害、全国频发的洪灾、交通恶性事故等，再次警示人类，人类之所以要有超越健康观的大安康观，就在于致灾对象已在扩展，人类应对的危机越来越集中在脆弱的城市系统上，其酿灾类型为：自然巨灾、人为事故、恐怖袭击、瘟疫病灾及其尚未出现的新灾，人类对此必须有充分警觉，任何忽视及不全面都将酿成不应有的后果。北京城市灾害的典型排序是：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事件、气象灾害、环境公害、流行病、地震与地质灾害等。
第二，“小康安全”需要大安康观的导引。其含义在于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更高更全面，缺少安全就缺少了小康的标志。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二层次上的需求，从“以人为本”的视点出发小康安全即富裕起来后的社会公众的安全追求十分重要。所谓安全是对应于事故与灾祸而言的，安全防灾除了要防止各类产业事故外，更要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即交通事故、城市火灾、化工厂泄漏、城市生命线系统崩溃、居家事故、恐怖事件等；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巨灾及其环境公害的影响如地震与地质灾害、水灾（水多、水少、水脏、水资源分配平衡）等。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讲，安全需要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应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与教育的建设思考。从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安全概念的确立应是广义的大安全即区域安全、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城市安全、企业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说到底都要落实到小康社会的安全上。
第三，城市的有序度呼唤安全的承载容量。城市化进程，不论“造城”还是“改城”，都是既要求人口密集，又要求“城市安全”。这正如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辆，就得随时倍加小心。现在为生态旅游已引入了承载容量及备用的概念，城市为什么不呢？在“城市安全”中，各类资源的“承载容量”尤须科学地面对。其中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供电供水供气问题首当其冲。在我国，因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比例较低和资源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目前有不少城市对地下水已是“过度采集”，以至于在许多“造城”地区，都出现了“一开发，就缺水”的严峻局面。2003年夏全国19个省市先后出现的限电、故障停电不仅进一步表现了城市的脆弱性，也拷问了城市生命线系统的安全保障度。它反过来警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你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在灾害到来时有保障吗？
市民的危机意识教育应从安全文化入手
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防灾时，大多谈的是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却较少谈到防灾减灾安全的文化价值。有些人以为，文化不就那么回事嘛，它的价值能有几何？这实在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我们固然应对安全防灾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防灾的文化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何为防灾的文化价值？防灾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的客观文化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大则文化价值高，反之则文化价值低。说得通俗点，就是人们在日常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用了多少防灾？起了多大作用？这“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以防灾安全的消防文化为例：消防的文化价值，有着它的特殊意义。消防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极其重要。消防文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是社会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涵、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消防文化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的文化价值，绝非仅仅是保护了几座名胜古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价值更在于导向人们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灵魂。试想，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蹈火者们，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观、神圣的利义观、悲壮的生死观，怎能面对烈火浓烟，舍己救人，义无反顾？从此我们不难看到安全防灾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我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命运动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需要指出，现在倡导的大安康观的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简单的“翻版”，也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北京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教育及建设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项极艰巨的事业，它建筑在应知应会之上。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特殊的科普内容，之所以说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
市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新追求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前行的。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为世界开辟了工业安全文化反思的新路，到近年来国内安全减灾专家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上的，才使得中国安全文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创生并有今日之良好发展势头。我以为，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事故灾难与危机事件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如何从安全文化视角予以认知呢？
第一，城市灾难，带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