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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选择孤立岗地，避开危险沟坡。
城市减灾忠告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弊端及改进
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弊端，如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等。
暴露了哪些弊端
1。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3个月之久，至少已经知道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我们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可是，SARS病毒却是很难被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越加猛烈地暴发出来，以至于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2。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
从2002年11月6日广东佛山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到2003年4月份下旬，将近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面对每天三位数的患者数量的增加，北京各大医院面临医生、护士、防护服、口罩、呼吸机以及资金的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6月16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学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SARS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的话特别耐人深思：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系统。国家近几年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对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等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医治一个SARS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几万，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然而对SARS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这笔不菲的开支究竟应该由谁支付呢？
SARS即使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它在冬春季卷土重来，甚至还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接踵而至，关键是我们要有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我国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3。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
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财力物力投入不足，是公共卫生体系孱弱、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元，而公共卫生只占总卫生事业费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到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尤其是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三级医疗网波濒临解体，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投入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公共预防专业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不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学历偏低、职称偏低，人员素质堪忧，作为疾病控制“守门人”的地位未能确定。尤其是基层、社区更为突出，据有关资料反映，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以上仅为2。1％，本科以上学历6。1％。人才培养速度缓慢、力度疲软等总是亟待解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调查过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发现一半以上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不但没经过专业公共卫生训练，甚至连基础的医学知识都不具备。北京大概有5000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但真正受到正规专业训练，做得比较到位的，“不超过50人”。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费占总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已达50％左右。法国的公共卫生研究观测机构1998年成立，有200多位医学专家，2003年该中心的国家财政拨款为220万欧元。美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接近全部预算的1/5。“9·11”事件后，通过联邦拨款和地方投资相结合的办法，美国利用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威胁系统同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年增加投资力度，2001年为5。03亿美元，2002年为30亿美元，2003年为59亿美元，款项中有49％用于研究和开发。此外，“9·11”事件后，美国还拨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专职队伍。
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很小，而且逐年减少，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000～2000美元）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26％，而我国仅为0。62％，相差整1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评价中，我国排在第188位。
完善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是因为病毒的传染性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预警机制太弱。由于缺乏未雨绸缪的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SARS迅速蔓延。截至2003年6月27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的应急系统。
1。建立快捷、畅通、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网络
公开透明是阻断SARS疫情蔓延的一剂良方。因为在当今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即使政府不向公众提供信息，公众也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去获取相关信息，要控制这些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旦谣言盛行，结果反而更糟。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著名的危机沟通“三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ake your own take）；第二，提供全部情况（take it all）；第三，尽快提供情况（take it fast）。为什么要实行“三T”？新闻传播学提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地“辟谣”。
在公共卫生应急网络中，信息是否通畅有时决定处理危机的速度和效果。CDC近年来大力进行信息传输的电子化，已先后建起通过互联网等连接的“全国卫生预警”网络和“传染病信息交换”网络，大大加快了传染病监测、防治信息等交流的速度。SARS暴发后，为了与国际合作，CDC还成立了由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国际联合小组。该小组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与协作。
有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有可能在疫情刚露头时，启动预警系统，抓住最佳时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我们要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与公共信息发布制度。传播学者喻国明与公共管理教授杜刚建等人认为，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要让人民群众及时地、客观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权”。
2。建立常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今天的抗击SARS，在整个工作中，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指挥调动在起关键作用，而不是领先一套成熟的机制。“中国一直坚持采取的临时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地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现有这种模式是不能适应突发性重大社会危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一旦危机来临，这套机制便被启动。
SARS疫情暴发后，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国务院已决定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的建立。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建立一套专业的危机预警系统、处理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应该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等在内的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联动、协作系统。可以说，它是通过预防和控制疾病、伤害、残障来促进大众健康及生命质量的提高的。SARS事件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政府很快做出回应，譬如拨20亿元人民币应急专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