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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看法，所以个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更加困难了。为了试图在这个范围里弄个明白，有必要再次利用科学提供的严密性。然而，科学只能提供一些与这个问题相距甚远的事实。客观数据与最初那个问题的答案之间的路还很长，而且那个问题提得并不好。“我聪明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智力是什么？”为了在争论中有所进展，我们试着提供几条信息及想法。
学校与“天赋”
在学校里，经常提到智力，但这个词的内容从来没有明确过。虽然没有言明，但智力被视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特点，有点像身高和体重，其衡量标准就是学习成绩。而既然用任何尺度都可以按照从低到高的等级给事物分类，那么，一切就好像根据学生的价值等级把他们分了类。就这样，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张标签。
其实，智力是多种特征综合起来的一个整体，任何把它划分等级的试图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卡斯帕罗夫的电脑比卡斯帕罗夫更聪明吗？如果仅仅把比赛的胜利作为考虑的成绩，那么就是；如果还考虑到另一个特点，比方说敏感性，就不是：卡斯帕罗夫
输棋之后很难过，而电脑赢棋之后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奇怪的是，大部分孩子愿意接受学习成绩的评判。他们确认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或者“更适合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好像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吗？”好像科学家都是些被自然赐予天赋的人，而那些天赋只属于精英。争论的要点就在“天赋”这个词上。一切都凑到一起，想叫人相信，智力相当于每个人收到的一份礼物，靠遗传的运气来分配，很不均匀。众所周知的智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传播了这种荒谬的观点，即智力是一种可测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潜力。非要用惟一的数字来表现这个多种形式的事实，只能违背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了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过程，我们便不得不放弃这种宿命论观点。在这个构造过程中，一些偶然发生的渐进过程起了作用，这使结果无法预料，每个人便成为安排大脑这个工具的主要创造者。比照具有相同遗传型的个体——“真正的孪生子”，便可以证明这句断言。
偶然性与基因身份
我们知道，在双胞胎，也就是在同一次分娩中出生的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两个不同的卵子与一些不同的精子结合后发育而成的。这些假双胞胎并不比两个兄弟或姊妹具有更多的遗传共性，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异性。相反，其余的三分之一是在同一个卵子与同一个精子结合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两个有机体。他们真正是同一个基因实体的两个样本。我们真想从中推断出：双胞胎两人身上一模一样的容貌特征，主要受他们的基因控制，而他们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则主要由他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控制。
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因为这些双胞胎都是同一时间从同一个母体中出生，从受孕时起就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发育成长，惟一的区别（这个区别并非微不足道），就是他们从母体中出来的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出自同一个家庭环境实体，所以他们最初的经历都完全相同，这些经历和他们相同的基因一样，成为他们相像的原因。还必须找到这样的孩子：一个被一对巴黎的银行家夫妇收养，另一个被乡下的一个贫穷家庭收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寻找这些稀罕的小家伙，调动了众多心理学家的积极性。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成为了一场欺骗行为的罪魁祸首，这正说明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的儿童心理学无可争议的泰斗是伯特伯特（1883～1971）：英国心理学家，以提出心理测验中的因素分析以及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而著名。——译注，他的工作受到了高度评价，他本人甚至封得了爵位。他的主要功绩是，在两位曾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联合署名的女合作者帮助下，找到了5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不到6个月就被分开，并被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家庭收养。他大量运用数学知识，从观察中推断出，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他的文章成为这类专断说法的主要来源：“智力有80％是遗传的”；或者参照了“智力基因”的断言，而这几乎必然会引出“天赋超常”这个概念。在他于1971年88岁去世之后，他的几个同事想弄明白他是怎么搜集到这么多材料的。他们这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材料只是杜撰的。他从天赋的角度考虑，设想出这些符合80％这个百分比的观察报告，因为他认为80％是个好结果。至于他的两个时而发表几篇文章颂扬导师的女合作者，从来就没存在过，只是伯特本人的一个伪装罢了。
这件奇事尤其表现出那些普遍接受的看法和理论的威力，而人们认为，这些看法和理论证实了在一种假说的传播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市政厅的门楣上都刻着“平等”两个字，但同时又接受着专为每个人安排的命运中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现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提出了问题。要是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大自然强加的厄运和束缚，那么良知会恢复。伯特爵士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英国存在这几种类型的学校是合理的，一种是语法学校英国的一种中等学校，设有文学或古典作品的课程，以别于工艺或技术学校。——译注，专门针对大众阶层的孩子，而其他学校水平高得多，接收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的观察结果，把这些不平等都归因于基因，这就免除了社会的任何责任。根据伯特的材料做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其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本应该对这些材料持批判态度，却因为这些材料排除了一个烦人的问题，而更轻易地放弃了这种态度。
还有其他一些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些研究遵照了必需的严密性。但要找到符合规定标准的对象非常困难，每年十对双胞胎接受研究的速度几乎突破不了。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得出有严格根据的结论。实际上，并非用这种途径，就能确定偶然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偶然性并不是说，大脑结构的大致特点不是由基因确定的。基因确定了各个区域的作用，分派某些区域管触觉，另一些管嗅觉，一些操纵手，另一些则控制脚。但是，基因不能详细规定每个神经元的功能。这个发现有时可以这样说，它意味着“偶然性”起了作用，而偶然性这个词，掩盖了我们无能为力搞清楚其中错综复杂的全部原因这个事实。但它并不因此而表示，在发生着的且我们不知如何解释的变化面前，可以采取消极态度，或者因为认命而放弃。相反，由于这个发现显示了工作机制的范围，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更好地确定可能发生的作用。对于智力功能的每个特点，排除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影响很重要。这里举一个例子，说的是把声音的处理定位在某个脑半球的情况。
第二部分辅音和元音
辅音和元音
长期以来，根据在某些病人身上发现的病变，我们可以确定，和语言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发生在左脑半球。更一般地说，这个半球负责逻辑思维，而右脑半球与非语言的功能有关。一位日本研究者角田忠信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显示出一个确定的声音是被左脑还是右脑处理。他在他的同胞身上发现，语言的所有声音，不管是元音还是辅音，都被左脑半球处理，而机械音被右脑处理。但是，当他对外国人进行这项试验时，不管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结果却不同：对这些人来说，只有辅音受左脑处理，元音和机械音一样，都受右脑半球处理。
假设第一种情况是，日本人具有一种特别的基因，造成了这种定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只有一个例外，众所周知，是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但是，对一些外国人抚养的日本孩子和一些日本人抚养的外国孩子进行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定位方式实际上是后天获得的，它取决于出生后头几年中听到的语言。不过，日语很久以来都为元音让出最大位置：有大量元—辅—元（VCV）结构的单词，而在西方语言中，最常见的是CVC结构。
因此，语言的结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面对在大自然中听到的所有声音作出反应的方式。风的瑟瑟声，水的汩汩声，鸟的啁啾鸣叫声，其声音结构类似元音，这些声音被日本人的左脑半球处理，被其他民族的人的右脑半球处理；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这些声音与一些情绪相连。归根结底，这就是智力发育与受母语调节的各种情感之间的纽带。这里只涉及到智力活动的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了关于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然，和语言有关的大脑部位是由遗传型确定的，是“先天”的。但是，各脑区具体负责语言的哪个特点，则是后天形成的。不过，如果角田忠信的观察结果得到证实，这种分配形式可能决定我们个性中的很多方面。
“一维化”与智商的影响
这些方面十分复杂多样，使我们无法将它们分类，特别是划分等级，也几乎满足不了我们对心理上的舒适感的要求。要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则要求面对多种多样的现实做出简单的判断。要满足这个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考虑的特征“一维化”。有时这种办法很奏效。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面前有一些物品，我们知道它们的两个特征——重量和体积，我们得根据惟一的标准来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