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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白贵德。
“您也……”范书鸿看着他，一时有些惊讶。
“范老，我去机场送送你。”白贵德嗓音沙哑地笑道，边示意小刘开车。
范书鸿既意外又感动。这次为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曾和研究所领导闹得很不愉快。起初，德国来请了，研究所领导不同意去，说没有外汇。后来，德国方面汇来一笔钱，所领导又说这样有损国体，难道中国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结果还是不让去。无奈范书鸿只得向上面有关部门越级交涉，反反复复总算可以去了，但所领导都有些悻悻然。
车在雨夜的街道上疾驰着。
上卷：第三部分到处是官僚主义
白贵德打着手势感叹道：“出国交流学术，是很光荣的事情。”白贵德高颧骨，凸额头，凹眼窝，他说话时，那双大眼睛并不看对方，“所里总该来领导送送，别人都说没时间，那就不勉强他们了。我和小刘说了，不要张扬了，到时车拐到我家一下就行了。”他点着烟吐出烟气来，“范老，现在的工作不好做，到处是官僚主义啊，你看你的房子问题拖了多长时间。不能再拖了。等你出国回来，这次一定立刻解决。”
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儿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上卷：第三部分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得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困难地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回国几十年了，我只出过这一本书。”他轻轻翻了翻，书中夹着很多纸条，他拿出一张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这一本书，还要对许多地方修改后才拿得出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书慢慢放到写字台上，用右手抚摸着，左手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堆码成一个硕大正方体的四摞书。
他自己的书，薄薄的一本，薄得几乎没有厚度，手指透过书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质地低劣的封皮，软沓沓的，没有一点张力。
老同学的书，厚厚实实的一垛，堂皇气派，精装封皮硬挺挺的，烫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书压得写字台要翻倾过来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压住自己那本薄书，好像这样才能维持这个大天平的平衡。
书的对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过的道路。
“当时我回国了，他没回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范书鸿感叹道。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大概是为着打破这不该有的静默，范书鸿又从书柜里抽出两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就是这教科书了。我只是十几个编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又是两三秒钟沉默。听见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
“您现在后悔吗——当初回国？”林虹轻声问。
范书鸿看了看林虹，摇摇头：“已经走过的路，有什么后悔的呢？”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呢？”
“还是要选择回国的吧。”
“为什么，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学术事业都耽误了？”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
林虹刚要说什么宽解的话，范丹林回来了。他冲她笑笑，转向父亲：“爸爸，您这左手一大垛，右手一薄本，可真是个蒙太奇对比。这充分证明前些年，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是多么可悲。”
范书鸿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
“爸爸，您明天就准备把这么一本佛教史回送邓伯伯？”
“还有这两本教科书，集体编的，不一定合适吧？”范书鸿看着儿子，犹豫不决。
“这哪能送出去啊？”
“那，就只有这本佛教史了。”老历史学家显出了可怜。
“这本也别送了。”
“怎么？”
“这本书是什么年头写的？那种理论模式下写的东西，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
“起码有点资料意义吧？”范书鸿小心地说。
“有什么资料意义？这本书现在看，没什么信息含量。趁早别送人。拿出去还不够丢脸败兴的呢。”
“你……”范书鸿一下恼了，嘴唇有些发抖。
“爸爸，您不要生气，我不是想伤您自尊心。您看邓伯伯的书——”他啪啪啪把书一本本从书垛上拿下来，又一本本在桌上打开着，哗哗啦啦展露出装潢精美的封面、扉页，雪白发亮的纸张，华美的插图，“一本是一本。这是1957的，那一年您干啥来了？差点儿当右派。这是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人家年年出书。看，这本是1966年的，您那时正住牛棚呢。这一本，还有这一本，您看，这一本是1982年3月出的，刚出三四个月。爸爸，要我说，您这样的书不如不送，孤零零一薄本，也没什么新内容，送了反而让人小看。”
“有什么小看的，他是我老同学，对中国这些年情况也不是不理解。”
“你不是要修改再版吗？等那时候再送不也行吗？”
“不修改了，就这样送人。我一辈子没写什么，就写了这本连资料意义也没有的劣等书。”
“爸爸……”
“你怕爸爸让人小看，爸爸可不怕让人小看。”
范丹林看着父亲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嘴。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爸爸，书你送吧，送还是对的。”
“你说送，我不送了。”范书鸿大声说。因为激动，他的手神经质地抖动着，摸索着抓起那本书，哗嚓嚓，从中间把书撕成了两半。
范丹林怔怔地看着父亲，林虹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