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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懒，那是为什么呢？
悲惨的、《被侮辱与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呵呵。这可不算语病，你连起来读快点就是了。他总让人有着像他的名字一样又长又拗口的担心——那是经过了几重音节转换的、压抑而不见天日的，甚至绝望的情绪郁结。每每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都要准备几天，我的心里都要不自觉地难受。这个人似乎就是来代替你我承受世间的一切苦难，就如同音乐中的莫扎特。“黄昏”、“阴湿”、“咳嗽”、“狭窄”，他“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来不及说明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就开始“四处奔走”要找一个住处。可怜的人，一整天都没有找到想要的房子，“我们也在帮他寻找着”，可我们实在又帮不上他什么忙，我们只有猜想，已到黄昏了，他还能回到他那个“阴湿”的住处吗？他到底遇上的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我读他的第一段总有很多的不知道，我有点怕他，这个复调型的悲惨作家，总是那么满怀激情地“使叙述中水火不兼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他那个神经病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了。他让我感受到了太多的苦难，以至于读他的东西我总是赶快读完，坚决不去多想，我消化不了似的。就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巴赫金说他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吵大嚷地表演。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狂欢”，我的那个孩子也需要，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
但我今天几乎已不读他了。我读小说的习惯不好，总是要记住其中的几个细节，不是记，而是刻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他身体那么不好，还在找房子，不应该把他那总也写不完的小说挂在心上。他的人物太折腾了，就像契诃夫的小说里人们总是在借钱。我折腾不起，我想纳博科夫不喜欢他是有道理的。
四月里一个晴朗而有些许寒意的日子，时钟敲过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缩着脖子，匆忙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大门避风，冷不防一股藏在寒风中的沙尘也被他带进了屋里。
温斯顿要去的房间在七楼，而在每层的楼梯口都可以感觉到电梯门对面墙上贴着的那张巨大人像正在注视着你。画像下面印着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
时间又到了《一九八四》的某个时刻，你知道奥威尔其实想说的是一九四八年，他将死前两年看到想象到的世界。时间是四月，“四月是一个残酷的季节”，艾略特的荒原是这样开篇的，这当然有点雷同，不用去考证哪个在前，巨人们看到的未来完全可以是相同的。回到这个乍暖还寒的暗示，一个明媚的可以遮盖一切的美好季节就要来了。当然，还有些“寒意”，时钟敲过十三下，为什么是倒霉的十三？是的，必须再暗示一下，因为“寒意”还不够。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缩着脖子”，“溜进”一个玻璃大门避风，他像是在逃命，他的害怕还有更深的原因，因为每层的电梯口有一个巨大的人像，那是他很熟悉的“老大哥”。他害怕那个无所不在的人，一个画像上的人，他感觉不到是在为他尽忠，他只有害怕，害怕得只想把自己消失，因为他走到哪里，都有影子一样的东西跟着他。人死了也就没有影子了，偏偏这个影子是不死的。这是一个恶劣的气候，他本能地想避风，可“冷不防”一股沙尘也跟着他进了大厅。他不再是个干净的人，他也许只有把自己消灭才最终觉着安全，他是他自己最大的幻影。他把自己吓得够戗，他习惯性地“缩”着脖子，因为只有缩着，才离断头台或是别的什么凶器更远一点。
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式小说的开头。整个欧洲离这种寒意很远，所以他们很警觉，所以一开始很容易就显得陌生化，可是，有时感觉太近反而麻木，因为麻木反而习惯了。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只能说有一点知道。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看多了太多无病呻吟的知青小说，以及模仿痕迹太浓的现代小说，以及不知道什么是小说的小说，这个开头立即把我给抓住了。这完全是王小波式的语言及其思维。别的人都在装模作样，都在高大全，只有王二一个人的性欲发作，他是那么认真，时间记得清清楚楚，二十一岁，不会错的。他点缀式地使用着那个年代通常要使用的大词，“讨论”，讨论的却是破鞋，但又狡猾地以“虽然……但”的句式消解着，使用着“因为”、“所以”、“如果”这样的那个年代用来上纲上线的论证，把那个年代的吊诡和暗哑一点一点拉开放大。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词，从“逻辑”上证明，但逻辑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并不妨碍“陈清扬就是破鞋”的结论。以罗素为师的王小波当然知道逻辑上可以证明的东西对小说来说是没用的，要不就没小说这回事了。
有人说王小波的小说好，有的说他写的根本就不是小说。我持后一种意见，因为你只有把小说写得不跟那个年代的小说雷同，那才算成功，再说，小说的包容性决定了它本身是连自己都可以反对的。我的另一个意见是，王小波的小说开头都不讲究，跟他的乱头发似的，他梳不梳，他怎么梳，全凭他当时记起有这回事没有。不讲究开头严重地妨碍了我回过头来再读他一次。这一篇已算是他小说中开头最好的，但，即使是在这一篇里，我如果只从他接下来不远的段落中去另找，也有好几处都是很不错的开头：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还有一段也不错：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惟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器。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做“义气”。
一、小说的开头严重的时刻（2）
这些语言曾是相当熟悉，全是一套一套的道理，现在的读者可以先读那个年代的小说，看看那个年代的那些语气语势如今还剩下多少，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懂得语言陈旧或是不好的时候，它是如何要了小说的命。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分配你那些严肃的生活，你看见了，在那样一个年代，那么多的事情，还有剩余的精力和智力的王小波在干啥呢？信手一拈地勾引女人性交。要是没有小说，你就不知道那些原本枯燥的、一本正经的、十分正确的大词是怎么为王二的性交服务的。
我们不如在某个时间段里再继续朝前走走。去看看一位老人吧：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沙锅内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这个开头里边只有一个正经的比喻，那就是最后一句“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这是海明威的喜好，那就是十分十分地讨厌形容词和比喻，这是他的写作理念和电报体风格决定的。他想要尽可能干净的语言。
老人与海，海是那么的大，形容词和比喻会太渺小。博尔赫斯最喜欢叶芝的一句诗就是叶芝心中的海洋：那被海豚划开、为钟声折磨的大海。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光亮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这段文字里充满了一片虚无，K想寻找的城堡在白天还能知道是在哪个山冈，可现在已是后半夜了，雾霭和夜色上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是空洞虚无的。无奈的K只有让心灵的空虚对着头顶的虚无，生命已是幻景。这一定是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面对的。如果我们连“凝视”都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就离被这无边的虚空吞没不远了。“凝视”或“望”，都是卡夫卡叙述中经常出现的词，无助的、绝望的，干巴巴地发着白光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