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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望着我，欲言又止，我发现他又再用右脚踏着左脚面。
我好想抱着他，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希望你能拿到奖。”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有说不出的失望。
“你也是。”我祝福他。
“回来再见。”他移开踏在左脚上的右脚。
“保重。”我抬头说。
我转身离开，没有看着他走进地铁站，我不舍得。整夜不停地绕圈，腿在绕圈，心
在绕圈，到底还要绕多少个圈？
杨弘念陪我一起去巴黎。他在巴黎时装界有很多朋友。有他在身边，我放心得多。
坊间有很多关于杨弘念的传闻，譬如说他脾气很怪，有很多女朋友。他的名字曾经
跟多位当红的模特儿走在一起。
他每星期来跟我们上两课。以他的名气，他根本不需要在学院里教学生，我觉得他
真的是喜欢时装。
“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报告天气？”在机舱里，杨弘念问我。
“你有看到吗？”
“那份工作不适合你。”
“为什么？”
“你将来是时装设计师，去当天气报告女郎，很不优雅。”
我有点生气，跟他说：
“我只知道我需要生活，时装设计师也不能不吃人间烟火。我没钱。”
“没有一个时装设计师成名前是当过天气报告女郎的。”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不一定会成名。”
“不成名，为什么要当时装设计师？在这一行，不成名就是失败。你不要告诉我你
这一次去巴黎，并不想赢。”
空中小姐在这个时候送晚餐给乘客，杨弘念施施然从他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香喷喷
的烧鹅来。
“我每次都会带一只烧鹅上机。”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要吃吗？”他问我。
“不要，你自己吃吧。”我赌气地说。
“太好了，我不习惯与人分享。”
他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烧鹅，我啃着那块像纸皮一样的牛排。
“你成名前是干什么的？”我问他。
“你为什么想知道？”他反问我。
“我想你成名前一定做着一些很优雅的工作。”我讽刺他。
“我是念建筑的，在建筑师楼工作。”
“建筑？一个建筑师跑去当时装设计师？”
“时装也是一种建筑，唯一不同的是时装是会走动的建筑物。”
“我只是个做衣服的人，我是裁缝的女儿。”
“怪不得你的基本功那么好。”
没想到他居然称赞我。
“可是，你的境界还不够。”他吃过烧鹅，仔细地把骨头包起来。
“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想知道吗？”
我点头。
他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睡觉。
真给他气死。
虽说是设计界的新秀比赛，但是对手们的设计都十分出色。在那个地方，我忽然觉
得自己很渺小。
结果，很合理地，我输了，什么名次也拿不到。虽然口里不承认想赢，但是我是想
赢的。
跟杨弘念一起回到酒店，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输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输。”他冷冷地说，然后撇下我一个人在大堂。
我冲上自己的房间，忍着眼泪，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给杨弘念看扁。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话筒：
“谁？”
“是周蜻蜓吗？”
“我是。你是谁？”
“我是徐文治－－”
“是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特辑拿了金奖。”
“恭喜你。”
“你呢？你怎么样？”
“我输了。”我拿着话筒哽咽。
“不要这样，你不是说，能到巴黎参赛已经很不错吗？”他在电话那边厢安慰我。
他愈安慰，我愈伤心。
“听我说，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你得的比失的多。”他说。
“谢谢你。”
“行吗？”
“我没事的。”
“那我挂线了。”
“嗯。”我抹干眼泪。
“再见。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谢谢你。”
虽然输了，能够听到文治的安慰，却好象是赢了。
第二天晚上，我退了房间，准备坐夜车到伦敦。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虽然他那样可恶，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我
一声不响地离开，好象说不过去。
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敲他的门，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
“什么事？”他冷冷地问我。
“通知你一声，我要走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吵醒我？”
“对不起。”我难堪地离开走廊。
他砰然把门关上。
我愈想愈不甘心，掉头走回去，再敲他的门。
他打开门，见到又是我，有点愕然。
“就是因为我输了，所以你用这种态度对我？”我问他。
“我讨厌失败，连带失败的人我也讨厌。”
“我会赢给你看的。”我悻悻然说完，掉头就走，听到他砰然把门关上的声音。
我憋着一肚了气，正要离开酒店的时候，大堂的接线生叫住我：
“周小姐，有电话找你，你还要不要听？”
我飞奔上去接电话，是文治。
“你好了点没有？”他问我。
没想到是他，我还以为是杨弘念良心发现，打电话到大堂跟我道歉，我真是天真。
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泪水。
“我现在就要坐夜车去伦敦。”我说。
“路上小心。”他笑说。
“你可以等我回来吗？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之后，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他应了一声，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要走了。”我说。
“再见。”
“谢谢。”
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都是些孤单的旅客，可是我不再孤单。
在伦敦，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
票一样的照片。相架的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
片里的主角花仙子。相架上，刻着两句诗，如果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五天之后，回到香港的家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找了你很多次。”
“刚刚才到，什么事？”
“徐文治进了医院。”
“为什么？”我吓了一跳。
“他前天采访新闻时，从高台掉下来，跌伤了头。”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昏迷了一整天，昨天才醒来，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幸亏脑部没有受伤。”
我松了一口气，问良湄：“他住在哪一家医院？”
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匆匆赶去医院。只是，我从没想过，走进病房时，我看
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床沿，正喂他吃稀粥。
那一剎，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
“你找谁？”女人站起来问我。
头部包扎着的文治，看到了我，很愕然。
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介绍－－”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这是曹雪
莉。”
“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曹雪莉问我。
“我报告天气。”我说。
“哦。”她上下打量我，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
“请坐。”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
“不了，我还有事要办。”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良湄说你进了医
院，所以我来看看，你没什么吧？”
“没什么了，谢谢你关心。”曹雪莉代替他回答。
“那就好了，我有事，我先走。”我装着真的有事要去办的样子。
“再见。”曹雪莉说。
文治只是巴巴的望着我。
“谢谢。”我匆匆走出病房。
出去的时候，方维志刚好进来。
“蜻蜓－－”他叫了我一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廊。
本来打算要跟文治说的话，已经太迟了，也许，我应该庆幸还没有开口。
我在医院外面等车，方维志从医院出来。
“哥哥。”我叫了他一声，我习惯跟良湄一样，叫他哥哥。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今天下午。”
“在巴黎的比赛怎么样？”
“我输了。”
“哦，还有很多机会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我指着我手上那个用礼物盒
装着的相架。
“没用的。”我把相架塞进皮包里。
“文治的女朋友一直住在旧金山。”
“是吗？”我装着一点也不关心。
“他们来往了一段时间，她便移民到那边。”
“你早就知道了？”我心里怪责他不早点告诉我。在他跟高以雅请吃喜酒的那天晚
上，他还取笑文治追求我。
“曹雪莉好象是一九八四年初加入英文台当记者的，她在史丹福毕业，成绩很棒。
几年前移民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以为他们分手了。”
一九八四年？如果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答应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我就比
她早一步认识文治，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念预科的黄毛丫头，怎
可能跟念史丹福的她相比？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