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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垮的铁后卫血洒西征路（2）
于是，董振堂立即召集营以上的干部会，命令大家说：“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为了守住高台，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进行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满沙土，泼水结冰，将高台城墙加固加厚。城内所有的铁匠也被动员起来，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的不足。同时，董振堂还将高台城划分成若干个防区，让五军的各主力团分别固守。
每天，马匪军先是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向城上拥来。守城的红军战士在董振堂的领导下，死死守住缺口，同冲上来的敌人进行拼刺刀，反复冲杀，直到将马匪军打退。到了夜间，红军战士又将缺口修补起来。
红五军在高台作战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补给，五军的战士伤亡越来越大，弹药消耗也得不到补充，直至后来弹尽粮绝。为了堵住马匪军的进攻，五军所有的人都上了城墙，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和机关人员，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搏，敌人冲上来了，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齿咬，甚至抱住敌人一道滚下城墙，同归于尽，绝不让敌军冲进城。
1月18日，马匪军在高台城内的反动民团配合下，将高台西关的城墙和民宅院落全部打通，敌军像疯狗一样一边嚎叫着，一边拥进了高台城。五军的战士们利用民房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19日晚，五军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董振堂率身边仅有的50余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向党庄严地宣誓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20日，董振堂率五军在高台血战八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和收编民团的叛变，高台被敌军攻破。董振堂率仅有的几名战士，一路冲杀，来到城的东门。因敌军占据了城门，董振堂便从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不料被敌军围住。董振堂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向敌军射击，最后，子弹打光，壮烈牺牲。
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牺牲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一言九鼎”的红司令
冲破了敌军的四道封锁线，广大红军战士的心情无不十分激动。然而，激动之余，更多的却是悲恸、惆怅和疑问。从苏区出发的86万人现在只剩下了3万余人，身边的许多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思考着自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以来的连连失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的心情更为难受。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出来的红军统帅，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士们成批地倒在湘江岸边，他的心在流血。
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了，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朱德在渡过湘江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
古语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12月4日，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对军委的两个纵队进行了整编，许多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战斗部队。并检查了携带的所有物资，将机器、文件、被装、重炮等一些笨重和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抛弃或焚烧，部队轻装前进。
渡过湘江，红军进入西延山区。当地人称西延山区为老山界，这里山势陡峭，峰峦重叠，林深叶茂，人迹罕至，道路窄险。为了摆脱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红军不顾山高路滑，在老山界日夜行军。
老山界有个雷公岩，十分陡险，两旁都是悬崖，有不少战马摔死在这里。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登上雷公岩，极目GB274望：脚下，十分疲惫的红军战士在艰难地攀登着；远处，枪炮声连天，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正与敌军打得难分难解。红军向哪里去呢？作为一军之首的总司令，朱德陷入了沉思。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1）
朱德是一个名闻中外的红军领袖，一生可谓身经百战。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他：“朱德是一个大众的领袖……红军在古老中国的背景上是一支十分年轻的新军。朱德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后来一位到过延安的德国人王安娜，对朱德的印象更为深刻。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过度劳累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有不少人叫朱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脱险。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淳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说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的慈爱，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在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为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的历史，不像传说的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朱德原名朱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李家湾位于嘉陵江东边，大巴山南麓，群山拱卫，林木葱茏。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人，在明末清初因战乱流亡到四川省仪陇县。到了朱德出生的时代，朱家在马鞍场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农户，依靠租佃地主家的田地为生。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劳动，是一个十分勤劳的农民，“禀性宽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他的母亲出身在一户姓钟的贫苦人家，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体魄”，性情十分“贤淑和气”，“从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为了家庭的生活，她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活，朱德从小就在母亲身边帮忙。1944年，朱德在回忆母亲时，还深情地说道：“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朱德小的时候，脾气十分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练就了一副好身体。
佃农家庭的生活十分凄苦，因此，他的父母亲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为家庭争光。朱德六岁时，便被送进了私塾读书。
朱德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地主豪绅的搜刮，再加上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苦。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朱德的刺激很大，他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1905年，朱德19岁时，参加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乡试，在千余名考生当中，他考了前20名，成了一位秀才。但是，功名对年轻的朱德并没有吸引力，在这个十分动荡的社会中，他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学习新的知识。于是，朱德又进入了顺庆的新式学堂学习“新学”。在这个学校，朱德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老资格国民党人张澜。张澜当时是学校的校长，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新式思想教育。新式教育大大开阔了朱德的眼界。
在张澜的建议下，第二年，朱德来到成都求学深造。在成都，朱德考取了成都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但因家中坚决反对朱德进入这样的学堂学习，朱德只好改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但这并没有满足朱德救国的宏愿。随着眼界的开阔，朱德已经认定只有投身军界，才能打倒旧势力。于是，在1909年，朱德来到了云南昆明，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朱德投考云南讲武学堂并不顺利。由于朱德是外省人，第一次报考没有被录取。这时，他的盘缠已经用光了，他只好投入川军中当一名步兵，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德。
在旧军队里，像朱德这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他在川军中很快就升任为队部司书。两个月后，他再次报考云南讲武学堂，这时适逢“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云）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