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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村并且亲身体验奥运会的魔力的权利，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安塞尔莫·洛佩斯担任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主席一直到亚特兰大百年奥运的举办。接替他的是佩雷·米洛，他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多次展现出卓越的才干。同时，我还让他负责与各国国家奥委会的协调工作，使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国家奥委会联系更加紧密。最近四年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在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计划的帮助下，许多获取奖学金的运动员赢得了奥运冠军。75％的获取奖学金的运动员（472名）有资格参加悉尼奥运会，并且取得了70枚奥运奖牌（28枚金牌、21枚银牌、21枚铜牌）及92项奥运会荣誉证书的骄人成绩。
与此同时，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与奥林匹克医学委员会在五大洲合作投资兴办体育医学培训班，免费提供技术培训课程的教材。为了在全世界尤其在最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奥林匹克理想，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还同奥林匹克文化教育委员会、妇女和体育委员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等机构加强了合作。合作永无止境。自1984年起，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就一直赞助各国奥委会，为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提供往返路费及居住在奥运村的费用。所有国家奥委会都可以得到按每位参赛运动员1200美元标准的补贴，而且往返路费及居住在奥运村的食宿费全部由奥运会组委会来承担。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所有的国家在奥运会上均有一席之地。全球化，这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梦想，它即将成为现实；体育能加强人类的团结，也能消除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歧视。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已发生了改变。在我看来，该委员会在过去的24年里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格言：“授之以鱼不如诲之以渔”。
于是，团结委员会已经从一个“授之以鱼”的组织转变成一个“诲之以渔”的组织。团结委员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认为应由各国国家奥委会来管理好那部分为资助运动员、技术人员和教练员创造条件的资金。只有在经济收入状况改善后，我们才有能力开展实施各项计划。我早就说过，奥运会的钱必须用在奥运会上。在新的通讯方式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从维迪堡每天都国国家奥委会传播有价值的资讯，便利了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内部交流更加经常了。在凯巴·姆巴依（他的父亲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赞助下，我们实施了一为非洲小村落的青年们建设必要的体育基础设施的计划。每当忆起那时在距达喀尔（塞内加尔）不远处的阿索蒙特小村为庆祝首批体育设施落成而举办的开幕式，我就感到温馨与感动。那次，陪同我去的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萨拉戈萨。同样，我也永远忘不了当我们返回洛桑时，经过了多少周折，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旅程。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在团结各国奥委会的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今，各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名额最多，这必将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更加巩固。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反兴奋剂斗争，运动员的健康
服用兴奋剂如同是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服用兴奋剂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是坑害我们青春年华的陷阱，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过去的21个年头里，我一刻也没有松懈对该棘手问题的警惕性。亚历桑德罗·德·梅罗德亲王主持的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委员会，在帕特里克·斯查马斯奇博士的有效领导下，对这一瘟疫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创建于1967年的医学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把利器，同时我想在此表彰梅罗德亲王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精神及果敢的魄力。长时间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通过它的医学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医学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服用兴奋剂，列举出一系列违禁药物及违禁措施的清单，强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必须接受医药检查，以及对违反相关医药条例包括运动员医药护理规定的人予以惩罚。
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欲会诱使运动员的领导求助于非法手段，达比对手高出一筹的目的。很多人以为只有服用兴奋剂才能在体育比赛中保持高度兴奋的状态。比赛愈来愈激烈，要在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的想法给运动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服用兴奋剂。运动员一旦获得成功，金钱、荣誉就会蜂拥而至，他们会被视为真正的明星，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成就的念头不应该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为使国际奥委会能适应反兴奋剂斗争中变化的形势，在我担任主席的21年里，我反兴奋剂斗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幸的是，那些试图改变体育成绩的幕后黑手总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在一些置道德准则于不顾的所谓专家的帮助下，寻求着新的出路。随着检测方法的日益完善，他们又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新的阴谋，人为地扰乱自然的生理反应或是用多种手段来掩饰他们幕后操纵的结果。然而，运动员自身在很多情况下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想就国际奥委会在清除这一毒瘤、护运动员健康和消除竞赛场上的弄虚作假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稍稍列举些数据。
在1980年的奥运会上，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在普莱西德湖，有440人；在莫斯科，有645人；在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夏季、冬季奥运会中，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有621人，悉尼奥运会上有2700人。也就是说，在我的任期中，加强了检查的力度，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人数增加四倍。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有12例，汉城奥运会上有10例，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有5例，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2例以及悉尼奥运会上有9例。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保护人，我是如此一贯地、坚决地反对有悖于体育运动准则的行为。这些准则先由我们国际奥委会颁布，继而日益增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甚至还有各国政府都加入到这一行列。尤其是服用兴奋剂，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也诋毁了被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自己看成是神圣理想的体育灵魂：即超越自身极限（更快、更高、更强），力争出类拔萃，得到社会认可和达到完美的境界。全世界上亿的运动员自愿接受我们的原则尊重我们的理想。他们诚实的行为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鼓舞，激励我们彻底拒绝设置陷阱的诱惑，因为一旦从事那些有害行为，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会面临危险。一桩因服用兴奋剂而致命事件要追溯到1879年的波尔多至巴黎的自行车比赛上，英国运动员林顿在服用由他的经纪人（一位自行车厂老板）提供的一种兴奋剂后死亡。到了1910年，吸氧的做法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足球运动员中广为盛行。不久之后，拳击运动员开始使用马钱子碱以及烧酒与可卡因的混合物。于是，服用过毒品的运动员便有了挂在嘴边的借口：“我没有察觉就服用了！是有人在我的咖啡里加东西了！”1910年，詹姆斯·埃弗赖在被杰克·约翰逊击倒在地之后，声称有人在他喝的茶中放入了毒品以至于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1960年罗马举行的第17届奥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卡努特·埃内博格·简森死亡，专家称死亡的原因是他摄入了大剂量的安非他明和一种提纯于尼古丁的酸性物质，大家传闻是他的教练所为。英国自行车运动员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旺图斯山赛段中因服用了大量安非他明而死亡。1936年拳击运动员比略因摄入海洛因而死亡。在1960年获得400米障碍赛铜牌的迪克·霍瓦德也因过多地服用了海洛因死于1967年。这些仅仅是几桩深深地引起舆论哗然的事件。然而这一现象日趋严重并且正在威胁着所有的运动员，它吞噬了奥林匹克理想原则及其灵魂。有一起服用兴奋剂的事件一度成为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1988年，曾发生一桩荒唐的事。加拿大著名百米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涉嫌服用一种兴奋剂，有人却试图不追究他的责任，而把过失推脱到他的一个竞争对手身上。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处理该事件毫不迟疑。我们知道如果不按规则来处理问题，如果在丑闻面前却步，梅罗德亲王及他的同僚们自1967年以来所做的努力就会被完全葬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制裁那个加拿大短跑运动员，同时把金牌授予真正的冠军。以上是我对该问题的历史回顾，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服用兴奋剂是我们这个时代感到可耻的问题。本世纪初，在变化着的体育界里可以窥视到许多新问题，但服用兴奋剂的问题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在众多的新闻发布会和公共场合中，我多次强调：我们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尚未到来。
在我任期的这些年中，国际奥会一直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该问题；因为根除兴奋剂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此我们一直宣扬反兴奋剂斗争的原则、制定反兴奋剂斗争的战略。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无论如何，我们所关注的、所捍卫的是：1。保护运动员的健康；2。维护医学道德、体育道德3。所有运动员参赛机会平等。在一些座谈会和大会上，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已对服用兴剂宣战，而那些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职业体育联合会却显得漠不关心？谁又能突发奇想去控制那些艺术家、文人、企业家、政客或者卡车司机不服用兴奋剂呢？为什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