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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1780年春，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到任不久，他就遇上了武冈等地遭受水灾，他积极组织抗灾救助活动，所以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里评价说：“（刘墉）政简刑清，吏民畏服。尝劝捐州县社仓谷凡十二万石，民以为便”。也正因为如此，姚永朴在《旧闻随笔》里称赞他“初为外吏，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
看到这些记载，我们会感觉到，刘墉在回到北京做官之前，还是颇有一番作为的。历史上的刘墉，他的政治舞台不在北京，他的官声仰仗于他在外省的作为。那么，回到北京后的他，在跟和偈保降资侨绾涡惺碌哪兀课颐窍乱徽略倏础�
“刘罗锅”与和绅：刘墉与和牟罹�
1、刘墉与和牟罹�
我们前面分析了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偷脑颍饕谟诹礁鋈怂舻拿褡濉⒘礁鋈说南嗝埠图彝ケ尘岸疾幌嗤欢一狗治隽�1754年其父刘统勋被冤枉一案给刘墉带来的影响，就是他总结出了为官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二条，做好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但是，难道这样一个群众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就真的不敢与和访矗�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刘墉的这两条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就会得出以下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刘墉在为官处世的最为基本的原则上面，与和⒚挥斜局噬系那稹�
大家看了“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话可能会不太舒服，会觉得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难道真的会是如此奴颜婢膝吗？不是他奴颜婢膝，而是社会环境使然，刘墉个人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官吏要想往上爬，太难了！你不讨好皇帝，你不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踩着人家的头顶，哪能爬得上去？
当然，说到“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才像是刘墉说的话、办的事嘛！但是，历史上的和且桓瞿艹肌Ｊ裁匆馑寄兀烤褪撬岛瞳｜的本职工作做得一直很不错，否则乾隆皇帝怎么会把那么多事都交给他办？这方面刘墉跟和畈欢唷�
为什么说和崛绱司⌒陌焓履兀恳蛭崭盏巧险挝杼ǖ暮瞳｜还没有什么靠山，他在朝廷中的位置完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没有真正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年轻的和绻鍪拢嫘牡陌镏娜嘶嵩对渡儆诹踯６踯虿蝗唬星兹恕⒂信笥眩淖娓浮⒏盖滓捕加泻芏嗯笥眩庑┒际撬挠攀啤�
第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刘墉在为官处世的细微原则上面，有与和飨圆煌牡胤健�
比如，在刘墉心目中，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俗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刘墉的心目中，我办什么事情，并不是急于要求皇帝认可，对得起良心就行了。但是，这些在和抢锟尚胁煌ǎ∈裁词虑椋灰俏液瞳｜干的，必须完美无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皇帝认可！
造成二人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双方不同的家庭背景。刘墉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干得再成功，在别人包括皇帝的眼中，也决不会超过他的父亲刘统勋。他父亲的谥号是“文正”，已经达到一个文臣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因此，老刘家给予刘墉的任务实际上是“不求突破，但求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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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刘墉跟和狭浚Ω檬敲挥惺裁纯赡苄缘摹５牵魏问虑槎加欣猓绕涫橇踯牒瞳｜不期而遇的时候。也就是说，刘墉还真的跟和狭抗Ｋ淙唬獬〗狭坷吹猛砹诵６饲暗牧踯且恢泵挥谢嵊牒瞳｜较量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和恢痹诒本┥习啵踯蛞恢痹谕獾毓ぷ鳎礁鋈艘恢泵挥兄苯咏哟サ幕帷�
提起刘墉，有的读者就会想到，刘墉不是一直在外地为官么？他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为官的？这里，我们简单交待一下。
从1751年刘墉考中进士开始当官算起，到1782年刘墉再次彻底回到北京为官为止，前后31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当官的时间真的很短，只有前后三次共计8年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外地，很少有回到北京的机会。
1751年到1754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里任职；1756年，刘墉担任安徽学政；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1762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1765年他升任冀宁道台；1766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污公款，被发往边疆的军队中效力改造；1767年他回到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1770年又到江西任职；1772年任陕西按察使。直到1773年，他因为父亲逝世，丁忧守孝三年；1776年，刘墉守孝三年期满，回到北京担任内阁学士；1777年兼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1778年再次担任江苏学政；1780年升任湖南巡抚。
1782年，他终于彻底回到了北京，担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通馆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从唐朝到元朝，有三位历史学家先后写出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部关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后人称之为“三通”；清朝乾隆年间，为了续写三通，成立了三通馆，由刘墉担任总裁。后来共计写出了七部书，与以前的“三通”加在一起共计是十部书，称为“十通”。
回到北京以后，刘墉终于有了与和飧稣涡滦墙哟サ幕帷Ｋ吹搅撕瞳｜的一些所作所为，心里非常不满，于是就开始了与和慕狭俊５比唬庑┙狭靠刹皇窃诔蒙湘倚ε睿膊皇枪邪澹且馕蹲庞牒瞳｜划下了一条无形的政治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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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较量中，1782年的那次最为有名，就是山东巡抚国泰案。
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说到国泰，这个人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叵导芮校黄涓杆拇ㄗ芏轿溺酚质橇踯睦仙霞丁Ｄ胍幌耄庋囊桓鋈耍肭』实邸⒑瞳｜、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谁会不给他的面子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很快：先是伍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整个官场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竟然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九名。
这样飞扬跋扈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那个时候，直臣还是有的，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只不过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
1782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
乾隆皇帝一看，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怎么办呢？找个人问问吧！于是，乾隆找到了山东布政使于易简。
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算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但均为封疆大吏。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说到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我们可以说，钱沣此时此刻再度弹劾国泰，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幸运的是，乾隆立即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⒆蠖加妨踯⒐げ坑沂汤膳的虑孜詹畲蟪迹⒓辞巴蕉氨菔挡榘臁薄�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不是。
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牍┑墓叵导茫涣踯枪└盖孜溺返睦舷录叮还げ坑沂汤膳的虑祝腔实郾救说那资簟Ｕ馊鋈耍共幻靼孜仪』实垡Ρ９┌踩氐囊馑迹坎还踊沟米耙蛔埃傧录父雒畎伞�
四月初六日，乾隆猜想和厝换岫宰约旱囊馑夹牧焐窕幔隙ㄒ丫杆俣源税讣暮笫麓戆才磐瓯希谑蔷投跃蟪枷轮迹擦瞬樯蠊┮话傅姆秸牒桶旆āＫ担愕拦⒂谝准蛱白萦剑吕堑戎菹氐牟挚饪骺铡＝衽珊瞳｜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戎鹨欢员扔〔崤滩椋阅芩涫觥６骰咝谢咧拢捅冉夏寻欤蕉疾辉溉缡党适觯啥愿鞴傧停粢恋裙┏鍪登椋渥锟纱忧岽怼４粟陀闪倮锛蛹贝秃瞳｜等人。
四月初八日，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供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嵩は茸龊冒才牛抵卸纸牛陀肓踯桃椋桓鋈宋⒎刃校闪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