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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高级职称的资本。此外，说不定还可以混一顶作家的帽子。至于退入自己的蜗居，尤其月暗星明之夜，面对屋漏，前思后想，情况就会成为另一种。就“写真”说，我自己看，大的方面，轻些说是攻乎异端，重些说是成为异教。我们知道，有文献可征的任何时代，多数人的心所向是子曰诗云，异端或异教，离子曰诗云远，其为不能入流就成为必然的。大之下还有零零碎碎，如看佳人，总是嫌唇太红、跟太高之类，就不只是不能入流，简直是落伍了。再说“留梦”，收的文字不少，性质却单纯，无非是爱这个，爱那个，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所以名为“梦”，梦者，如“庄周梦为蝴蝶”，曾经“栩栩然”，可是事过境迁，只能存于记忆中，或竟至思而念之而并未入梦，总之都是可怜的。如果提高到用“道”的眼看，那就还不只是可怜。道，祖传的有儒道释，以之为高标准衡量衡量看。儒，对于老年，孔子有“戒之在得”的话，有梦，不能舍，是不只想得，而且升了级。道，老子推崇“虚其心”，留梦，心就不能虚，而且加了码，不想虚；庄子由人的根性方面立论，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欲者，表现为情，深则成为梦，为得天独薄的铁证，也就可怕。凡此种种，到佛家就总其成，或说加深，成为烦恼障，不能破烦恼障，也就难于脱离苦海。这样，我这自我招供的两本，比之灶王老爷上天所说，就有了优点，至少是特点，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近真，二是可以显露那出淤泥而染的一面。
再说回想录性质的《流年碎影》。写回想录，有世间默认的不成文法，要是名人，有大成就，至少是有大影响，余何人哉，而敢高攀名流，述说自己类乎鸡毛蒜皮的经历，送到读者面前，请人浏览吗？可是事实是写了，就要说说因缘。因缘之大者来自外和内两个方面。外是一些相知，看到我近年写了一些文章，印了一些本本，有人买，证明有人看，就认为我有了不小的成就，也就无妨高攀，写回想录，说说自己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会有参考价值，以及可读性，即如已出的一些本本，会有人印，有人看。这样的美意，我感激，也煽动了我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凡心。其实，由效果方面说留名，不如由动机方面说“怀念”，是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许多人，纵使当时是不适意的，到桑榆之年回顾，也不免有“逝者如斯”的留恋，留恋，心情就如写负暄性质的闲话之时，很想把它留住，固定在纸面上。这是内与外合了伙，也认为可以写。这其间还生了个近于造反的念头，是近邻如喜欢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的二大妈，远亲如嫁出去受气的表弟的表姐的表兄的表妹，如果能写，而且真就写了，其可读性，甚至其传世价值，也许竟至超过丘吉尔的和赫鲁晓夫的吧？可惜的是古今的二大妈和表妹之流都没有写，遗憾，可补则补，所以我不量力，告奋勇，决定之后真就动笔，以期为千百年来无数的小人物如二大妈和表妹吐一口不平之气。可是终归是人微言轻，写，就如寒士得个百宝橱，必苦于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摆。为救苦，想了两个办法。其一是事不够多，不够重，不宜于用帝王本纪的写法，以年月日为纲，改为学新凤霞，以小题目为主脑，有话则标题，无话则无题。其二仍是事不够多，不够重，想把重点移为对所身受、所见以及所闻的看法，这样，以看珠翠遍体的佳人为喻，人也许竟至无可看，但无妨说说看后的己见，是不如体外减些珠翠，体内增些墨水。以为墨水比珠翠好，是一己的私见，未必能取得人人首肯，总是可以参考吧。全书由1994年1月15日写起，到1996年10月3日的今天才算是接近尾声；至于哪一天能住笔，哪一天能问世，我不信《卜筮正宗》，就不能编造个预言来欺人了。
《流年碎影》 选来选去（1）
自己的所写印成本本，还有重重复复的一类，也应该说说。重复而有人印，原因简单，是印者能够或希望能够赚些钱，或兼混个编辑出版的热闹。重复而自己肯编，原因就由简单变为复杂，或说很复杂。过去的名作家，有不少人印过“自选集”，这是书店和自己都认为，有些读者主顾想读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遍览，主顾是上帝，所以就供应个舍粗取精的，精者，作者自认为乃拿手菜，值得品尝者也。我也印过一本自选集，名《张中行选集》，来由则不是通行的一路。那是90年代初期，有个在深圳工作的年轻读者，说我的作品可读，可是印装都不佳，于是他发愿，在香港给我印一本豪华的，少数，不卖，算作笔耕多年的纪念。主意已定，让我供稿。我想，既然作为纪念，而且豪华，内容的分量就宜于重，于是稍微想想就决定编选集。工程较大，得范锦荣女士的帮助，终于编成。为了排校的方便，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友人徐学文经管，交通辽印刷厂排版。路远，校改不便，为此，我于1994年春还到通辽去了一次。想不到排校完毕，到香港去豪华有了波折，考虑一下，改变计划，即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印装，不豪华，发卖，于1995年出版。这本书是杂烩性质，所收有文，有书的章节，还有诗词，自选，当然是自己觉得写时用力多、成篇后值得看看的。这是说，其中虽然很少新货色，让肯收留的读者花一次钱，我作为作者，抱愧还可以不至过于厉害。
此外的多种重重复复就不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选而印成本本，有独占型的，有合伙型的。先说独占型，即全本都收自己的作品。第一炮是《张中行小品》，还记得是1991年10月，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小琪女士登门来约的。其时我的卖文小铺开业不很久，生意还说不上兴隆，有主顾登门言明多买，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兴奋，在这个选本的自序里留有鲜明的痕迹，抄录如下：
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小琪女士来，说希望我把多年所写散文随笔之类选出若干篇，集为一册，名为某某人小品，他们想印。这年头，识几个字，有时不自量力，率尔操觚，也想变成铅字，得点小名小利，许多人都知道，大为不易。出版社有刊印之权的人找上门，自是天大的喜事，无论依理依情，都应该欣然表示遵命。
这本小品于1992年年初编完，其后一年多，小友靳飞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托来组稿，言明杂收近作，字数可多到三十万以上，定书名为《张中行近作集》。熟人，为拉来主顾，心里也就还是高兴，所以写自序，说了这样的话：“写，当然希望有人看，可是看，先要有人印，所以有人上门表示肯印，应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记得这本书稿要得急，也就编得快，只是一个月左右吧，交了稿。没想到其后三四个月又来了主顾，是有三两面之识的郑州《时代青年》的编辑段海峰登门，为其地的中原农民出版社组《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稿。我仍旧贯，心高兴而口答应，并同样在自序中留下痕迹，那是这样说的：
从新潮，家有敝帚堆中，挑柄长的可以算一类，苗细的可以算一类，等等，有主顾登门，就乐得卖。敝帚，有人买，“发”，谈不到，但总能获得些须所谓“钱”，而钱，其用之大及力之大乃人所共知，所以每有组稿人光顾，言明买某种敝帚，我就满口答应，然后是到敝帚堆中去挑，集而成之，交稿。
感悟人生，话大而抽象，容易凑数，由存货中找一些，到佛门借个牌匾，曰《观照集》，应酬过去。
万没想到，这应酬之门一开，不久就出现难于招架的情况。主顾多，多卖钱，像是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最容易变成坏事，是货色不多，买主有些是回头客，则比如说，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时候买一本三五集，秋雨梧桐叶落时的时候买一本月明集，回到书斋一看，原来包装不同，里面的货色无别，或大同小异，即使主顾大量，不要求退货，卖者清夜自思，能不为殆等于欺人而出冷汗吗？新的情势，今天，某出版社的编辑大人，或某先生、某女士与编辑大人合伙，登门，或写信，或电话，言明买散文，明天，另一批编辑大人，或某先生、某女士与编辑大人合伙，也是登门，或写信，或电话，言明买随笔，等等，使我领悟，这样选来选去，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花样，印，卖，分而言之是会使读者受损，汇总，我就必致陷于难堪的境地，因为，读者即使不说，也会想，这是为多卖钱，连良心，至少是脸面，也不要了。领悟之后，知变为行，再有主顾上门，我的态度就与以上提及的三种选本大异，即不再是遵命，而是抗命。
抗，意思是说明理由，或说诉苦，然后表示感谢，举杯送客。打如意算盘，客都有度苦的佛心，听完，体察下情，表示谅解，含笑而去，于是随着来的就是完事大吉。而事实呢，却很少有这样的大吉，因为几乎是十之十，你诉苦，他（或她）没兴趣听，而抢着说的是他的理由，甚至他的苦，他也有苦，完事且难，况大吉乎？抗命，不依，这是出现了某些人大为欣赏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有胜负，也许出许多人的“意表之外”吧，负的一方经常是我，就是说，纵使我改变了对选本的态度，几年以来，我还是捏着头皮，编了一些选本。负，“非战之罪也”，是因为对方的兵力太强。为了减少自己战败的罪过，以下举例，说说对方的兵力有不同性质的强，而都是难于抵挡。如有那么一本散文之选，我向约稿人声述不便重重复复的理由，约稿人立即举起大帽子，说这是“国家计划”，就是重复千百次，他们也得出。且夫国家，耳边常响之政治第一也，义不容辞谢，只好遵命。又如一本散文杂著选，入什么系列，主编为吴小如先生，人所共知，任主编如坐轿，四抬也好，八抬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