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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度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莱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惟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流年碎影》 进京
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所以还是只能安于得其大略,甚至不得不模模糊糊。
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免。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日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40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由家乡到学校,也可以说由学校到家乡,路程有小变:通县时期是只能走家乡西北三十里的河西务,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就既可以走河西务,又可以南行五十里到杨村,坐火车。火车有优越性,敞亮,平稳,但到杨村上车,就要多走二十里旱路。所以大学四年,寒暑假有时(不像师范时期那样确定)回家,来往还是多取道河西务。由河西务上长途汽车往北京,路过通县,到新城南门暂停,可以听到嘈杂的兜售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声音,车入城走一段路转西,可以看见师范学校校门、张家小铺、大红牌楼、西门等等,感到真就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