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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是后话，其时的实况是，我正在由旧走向新。这“新”是多方面的，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其一，前面提到过，我念男师范，通县还有女师范，名称对等，人呢，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剪发，粉面，着淡雅旗袍，大脚，走路不扭而潇洒，觉得很可爱。爱，藏于心，也会发酵，孕育幻想，是如果能——那该多好。如果的背后藏有现实，是父母加媒妁那条路，其结果，自己已经感觉到，没有看剪发、大脚那种感情，当然不合适，也就不合理。其二，就在这个时期，我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戏剧，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应该始于浪漫主义，终于“死生契阔”，也就是如串珠，中间的线要是火热的爱。其三，还不只是理想或幻想，已经见到，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有少数，1928年秋革新之后，经过相识，情书（据说有一位曾咬破手指写），而终于与剪发、大脚的成为眷属。其四，是我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我有时也就忘其所以，或说兼为环境所染，至少是心里想，以前没有的，能够变为有才好。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敞快，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8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校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就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9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流年碎影》 婚事（3）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见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50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