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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80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50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惟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80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希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陈治文先生。论年龄，陈先生也是小字号，可是人老练，学问扎实，为人同样是古道热肠，我敬重他，愿意同他交往。我们在语言研究所相处时间不很长，只是一年多，可是情谊很厚，比如他知道我喜欢欧词，就把他有的影印宋刻欧的词集送给我。他的更大的恩德是介绍我拜谒他的尊人陈保之（名邦怀）先生。陈老先生镇江人，在天津文史馆工作，其时为了整理文字学方面的书稿，常到北京来，来就住在语言研究所。第一次见，印象是高身材，消瘦，质朴如三家村的农父。交谈，雅驯，更多的是谦和。这样的风度当然会使人愿意亲近。时间稍长我才知道，陈先生原来精通旧学，尤其专的是古文字。也就因为治学偏于稽古，还精于文物鉴定。此外，诗词也写得好，没有新时代的气味；书札和文稿用毛笔写行写楷，劲而秀，使人想到姜白石。可是“良贾深藏若虚”，给人看的一面，像是不会什么的样子。我一生见到学术界的前辈不少，其中有两位，是世俗之名远不如学业之实，一位是顾随先生，另一位就是陈先生。两位还可以相比，是顾先生还有些名士气；陈先生呢，如果一定也要说有什么气，那就是乡土气。我说句狂妄的话，是陈先生这些高不可及的造诣，我都看清了，所以就愿意常趋前请教。早期，他在天津，1976年地震以后他来北京住，我总是有机会就去问安，不敢说想学什么，是亲謦欬感到心安。使我心不安的是不以后辈待我，比如去看他，辞出，他一定要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送我估计我会喜爱的长物，记得有方药雨（名若）画的南塘读书图、顾二娘制砚的拓片等，可惜那幅图，因为上有罗振玉题，大革命中怕惹来杀身之祸，付之丙丁了。80年代后期，陈先生年九十，作了古，我为又少一个师表而很悲伤。幸而还存有他的不少手迹（包括书札），以及两三种书。书的一种是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一得集》，收考证文百余篇，我总是放在书橱中的易见处。何以要这样？是有时拿出来翻翻，可以助我保持“自己毫无所知”的自知之明。
几位语言学大师。一位是罗常培先生，当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上北京大学时期，罗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讲语言方面的课，我畏难，没听过。这次在语言研究所相遇，他念同出入北大红楼之谊，还来看看我，寒暄几句。另一位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是学界的大名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移事易，到语言研究所做研究汉语的工作。人中等身材，偏于瘦，言谈举止都轻快，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他在美国是学心理的吧，思路清晰而细密，记得分辨词和词组的界限，考虑到各方面，可谓深入底里。才高，表现为思路（定形于文字）的跳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要慢，想想夹缝中省略了什么。人还有刚正的一面，不记得听谁说，某次受批斗，施的一方曾勒令他跪下，他挺到终场，没有跪。人各有见，应该怎样看？我这里不想作制艺文，是以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位为荣的。再一位是丁声树先生。丁先生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我早两年。如其时的千家驹、卞之琳等，在校门内就露了头角。他是前辈，又小有名，在学校我和他没有交往。在语言研究所看见他，是在乒乓球台前。推想是为锻炼身体，他常参加打，却打得不高明。他高大身材，平时寡言语，只是拿起球拍，也说说笑笑。在学术方面，他有如钱玄同先生，有高造诣，作得却不够多。1956年以后，他主持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用旧说法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实际是完成了一项大事业，即如我，老了，常常提笔忘字，就要翻开这本书，向它请教，也就常常想到他。最后说一位是李荣先生。论年岁，他小于我，因为讲出身，他已经是西南联大。可是才和学，至少我睁眼看，就高不可及。他学的是语言，尤其方言，著作很多，我视为天书，不能赞一辞。单说文章，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审《中国语文》清样，就怕看李荣的，比如为调整版面，想减去一行，反复看，竟是一个字也不能去。这就真可以上比祢衡，文不加点了。说起祢衡，不由得想到另一点的相似，是因有点狂而有些怪。比如上上下下，出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像他这样年龄的，只有他，有时穿长袍。我一向认为，怪是赤诚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亲近他，听他的高论。他少有许可，关于书，他最赏识的是《幼学故事琼林》。人呢，称赞过什么人，不记得了；只记得一次提到郭沫若，他冲口而出，说：“不通，不通，不通！”所说对错暂可不管，像这样的不为时风所左右，心口如一，总是应该点头称叹的。
黄盛璋先生。也是乒乓球台前常看见的，人小个头儿，活泼，因为没有架子，拿起球拍，对手就惯于同他开玩笑。他多才，还表现为治学，涉猎的方面广。不久前见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在许多冷僻的部门也有不同凡响的贡献。我只记得他写过考证李清照是否再嫁的文章，根据史料说话，主张确曾再嫁张汝舟，而不囿于保全名节的主观愿望，总可以算是有见识的。
《流年碎影》 汉语课本（3）
再说得的其三，是关于游的。游是私话，说官话是为了解汉语教学的情况而出去调查。我参加的计有两次：先是1956年11月下旬往济南、泰安两地，同行者为郭翼舟和吕冀平；后是1957年5月中旬往保定、徐水、定兴、涿县、良乡、昌黎六地，同行者为郭翼舟。为什么单说私话？是因为：一、脱离政治的本性难移，不想说官话；二、行之前就确信，调查必没有“真”的结果，因为一切评论都决定于“草上之风”，在上者主张分为文学、汉语，汉语教学就必有好效果，在上者主张合为语文，汉语教学就必没有好效果。还有，撇开顺风的情况，实事求是，效果要表现在学生执笔为文，通顺的程度上，这岂是一年两年能够看出来的？不可能，还要做，是大家都已经习惯，在上者有什么不可行甚至荒唐的想法，装作心悦诚服，重则可以得福，轻则可以消灾。关于得福，还有由顺风而孳生的奥秘，比如你不喜欢出去开会，分配你去，你就应该装作信受奉行，而碰巧，时为夏季，地为北戴河，你就可以拿出真精气神去游鸽子窝、姜女庙等地，到会场上去“恢复疲劳”。等因奉此，济南等地之行，我们用了半月有余，保定等地之行，我们用了两周，公事，写了调查报告，交上去了事，至今还记得的却是一些游的所得，任其泯灭可惜，所以择我认为可存的写下来。
先说济南等地之行。我到过济南，可是没有这次心静，且时间长。也可算作走运，住的地方好，后宰门的明湖旅馆，出向北的店门，西行一箭之远就是大明湖南岸的鹊华桥。我们都看过《老残游记》，由鹊华桥就想到明湖居。问左近闲坐晒太阳的老者，说是在沿湖往西走路南，简陋的建筑，早拆了。自然，不拆也不会再见到白妞、黑妞，所谓“去日苦多”是也。逝者如斯，不免有“前不见古人”之叹。叹完了，还想看看物方面的遗迹，于是找老残下榻的高升店。居然找到，在大明湖南，原小布政司街东口外，一条南北向街路东一短巷内路南，今改为某单位的宿舍。遗迹，最好是能有李清照的，传说在金线泉旁，可惜是距今太远，什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只能躲开史，单说游，计前前后后，游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语云，听景别看景，果然，看完，印象是不过尔尔，即如千佛山，就俗陋�